原标题：士贵有为尤有守

　　琼崖最后一批拔贡的沉浮人生

　　布衣县长王道熙像 （资料图片）

　　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兆旺

　　1905年，清政府发布谕令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废除意味着传统仕进之路的断绝，为了安抚大量的旧学生员，清政府规定“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1909年，岁次己酉，按拔贡“逢酉一选”的祖制，这一年是选拔之年，又因为恰逢宣统改元，该科拔贡的名额由常规的“府学两名，州县学一名”改为“府学四名，州县学两名”。

　　彼时的海南，分为琼州府及崖州直隶州，琼州府学的四个名额，加上十三个州县各两个名额，一共选出了黄观治等30名拔贡。两年后，即1911年，清政权瓦解，“宣统己酉拔贡”成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绝响。

　　百年之后，当我们回头打量海南末代拔贡的时候，发现他们在丧乱相逢的时代背景下留下了卓荦为杰的英姿。

　　正如其中陈有壮致赠陈金声同年（对同一年参加考试者的称呼）的诗中所说的“士贵有为尤有守”，在爱国操守上，他们之中有的人更是气节可嘉，堪称士子之楷模。

　　作为“六贡之首”，拔贡的考选惯例，越年轻越受重视。从年龄上看，琼崖30名拔贡，临高的符梦卜42岁，澄迈的李标香43岁，乐会的林宴琼45岁，其他人介乎二三十岁之间，整体上看，这种年龄构成在科场中算是年轻的。

　　年轻，则意味着不守旧，意味着能接受新事物。从琼崖末代拔贡的履历及言行等各方面看，在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激烈交锋碰撞的新时代，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已然是“睁眼看世界”的新式士人。

　　林大魁《青山禅院大关》封面。 曾兆旺 提供

　　旧文人有新思想

　　前朝拔贡变时彦

　　琼崖三十名拔贡，除了选拔之前已具有廪生增生附生的旧学生员身份，有不少人还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洗礼。比如林大魁弃儒从军，在广东将弁学堂学习兵科；王朝桢、周伯鲂是初级师范简易科毕业；王光谟亦曾游学省城的法政学堂；更有甚者，林孟传是广东蚕业学堂最优等毕业。这种学业上弃旧从新的普遍现象，说明他们早已不再将“举业唯大”奉为圭臬。

　　从诗文中也能看出，他们早已跳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局限。比如，冯官尧在为林大魁《青山禅院大观》一书中所作的序言中说道：“夫经济之高，在于科学之发达。科学者，经济之母也。”可见冯官尧对于“科技兴邦”有着深刻的认知。

　　林大魁《青山禅院大观》书中的插图。 曾兆旺 提供

　　又如陈有壮在民国元年写给儋县知事蒋霖森的诗中，由衷唱出了“革新共享平权福，响应高悬独立旗”的心声。显然，代表着舶来思潮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早已根植于他们的思维之中。

　　其实，末代拔贡的观念之变并非无迹可循。早在1901年8月，清政府宣布科举改制。除了四书五经“不准用八股文”，还增加了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等新内容。晚清的生员出于应试的需要，必定要在知识方面吐故纳新。而另一方面，广东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及维新思维的发源地，一大批新式学堂的设立更加速了新思维新知识的传播，再加上，这批琼崖拔贡中的不少人，都有过踏足香港的经历，对西方文明有了切身的体会，眼界自然会为之一新。在此情况下，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海南士子经过耳濡目染，思想观念有了洗心革面的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观念上的自我革新，也促进了他们身份的转变。在清帝退位之后，作为头顶前朝功名的昨日黄花，他们不做遗民，而是积极入世争当时彦，在新的共和时代发出了耀眼的光和炽烈的热。

　　从政有声垂青史

　　文教流芳诗名扬

　　己酉选拔的翌年，琼崖末代拔贡中的不少人通过朝考获得了小京官或地方七品的任命。然而，在全国一片乱哄哄的局势下，这种“鱼跃龙门”实际上也只是徒有其名罢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进入民国后，他们各自追寻着心中的“诗和远方”，或从政有声，或文教流芳……写下了不同的人生一页。

　　王道熙，1920年至1926年期间连任两届感恩县长，作为感恩有史以来第一位“出宰家山”的父母官，王道熙在任上留下了彪炳的政声——他秀才带兵，率领民军将一伙滋扰当地的土匪击溃。在荒年歉收的时候，他敢于违抗驻军头子摊派的征粮令，为此不惜坐牢。他还是关心贫民疾苦的改革者，规定凡是放贷只能一本一利，不能利滚利。从王道熙身上，可见一位传统士人的耿介之气。

　　定安的王恩荣则是一位堪称“宦游人”的琼崖末代拔贡。王恩荣，又名王集吾。在考选拔贡后，民国初年，先后在广东海丰、海南万宁以及福建连城出任县长。有意思的是，王集吾虽然有过出任一县之长的经历，但官场并没有磨掉他个性的棱角，在他的身上，始终体现出不平则鸣的凛然正气，还曾有过“书生造反”的壮举。

　　据刊登于第十五期《琼岛星火》的《缅怀王集吾先生》介绍：1927年，在定安中学主管教务的王集吾，因不满时任县长黄梦麟勒令农民提前缴纳第三年税粮的做法，他配合共产党在当地的组织，积极谋划打倒反动县长的行动。王集吾发挥文笔特长，亲自起草了《告全县人民宣言书》，列举黄梦麟的罪状，号召全县人民抗交租税，打倒反动县长。当年三月，定安爆发了农民抗缴租税的大集会，黄梦麟被示威群众的声势吓得翻墙而逃。或许是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王集吾在后来的人生中有了另一样的际遇。

　　日军侵琼之后，经国共双方协商，决定成立有国共两党干部和民主人士参加的琼崖战时党政处，王集吾被委以党政处秘书。在任上，王集吾为团结抗日力量积极奔走，并在此期间认识了冯白驹。海南解放后，王集吾就任海南人民法院副院长。王集吾逝世后，冯白驹为其手书了“民主人士王集吾先生之墓”的碑文。

　　除了仕途留名，琼崖末代拔贡中的不少人，还在文化教育领域留下了值得后人铭记的成就。

　　上世纪20年代，尽管新式教育已行之有年，小学堂在琼岛遍地开花，但却存在着中学数量不足的尴尬。这一时期，琼崖末代拔贡，在海南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活跃的身影。比如，蔡凤翔就曾参与创办万宁县初级中学并担任教职；崖县中学开办伊始得到了陈金声的资助；而冯官尧则与王国宪等人在1923年创建了海南中学的前身——私立琼海中学。

　　有人杏坛留声，有人诗名传世。来自儋县的陈有壮，则以诗名在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1915年，陈有壮在家乡组建了“王五诗联社”，并以此为平台，轰轰烈烈引领了一场席卷琼西大地的“诗联平民化运动”。在此之前，文人结社切磋酬唱，都摆脱不了小圈子自娱的局限。而陈有壮的王五诗联社则高举“群众路线”大旗，以“开门赛诗”为宗旨，让长久以来高高在上的诗联走进了群众这片更广阔的天地。当诗词楹联这一阳春白雪遇上短衫的下里巴人，竟然产生了惊人的效应——在王五诗联社的影响和带动下，儋县各乡镇前后涌现出24家诗社并频繁举办诗联比赛。

　　正是得益于以陈有壮为首的这些地方先贤当年承前启后撒播的“诗种”，今日的儋州结出了“诗词之乡”“楹联之乡”的文化硕果。

　　陈有壮诗作手稿。 曾兆旺 摄

　　林大魁投身商界

　　诗文遗韵在香江

　　著书立说历来被文人视为神圣的使命，也是他们自觉追求的一种情怀。琼崖末代拔贡在著述方面有建树，更有遗泽。如谢尚莹、陈有壮同为《儋县志》两位分纂；卢宗棠担任《感恩县志》的主笔；王集吾在福建连城出仕的任上，也主编了《连城县志》。更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琼山海甸（今属海口）的林大魁，写成《青山禅院大观》这本诗文图集，为世人展现了位于香港屯门的青山禅院这座名刹的诸多胜景。

　　在琼崖末代拔贡中，林大魁是经历颇为特殊的一位。他曾经弃儒从军，就读于广东将弁学堂，与后来成为孙中山得力助手的邓仲元是同学。不过林大魁最终没有选择投身军界，而是回到了文教界，然后又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名儒商。

　　陈金声的墓碑。 （资料图片）

　　大约在己酉选拔的前后，林大魁在海口创建了“五行学堂”，并自任山长，学校由五大商行共同募集经费。不久，该校改名为“海口五行储实学堂”。民国成立后，又改称“海口镇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成为了海口新式小学教育的“先行者”。

　　在教书之余，林大魁还投身文化事业。据资料记载，民国初期，海南政局不稳，地方人士忧心五公祠文物失窃，于是请琼山籍诗人冯先标出任五公祠图书馆馆长。冯先标又邀请了地方文化名人王国宪等人组建了一个诗社，并以五公祠内的浮粟泉为名，称为“粟社”。经常参加诗社活动的，就有林大魁及冯官尧等人。他们聚在五公祠中吟诗作赋，刊印诗集，起着保护五公祠的作用。林大魁在粟社中的这段往事，也成为了五公祠史上的的一段佳话。

　　也许是在创建五行学堂过程中与海口总商会建立起的联系，林大魁在后来以海口总商会代表的身份，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一刻。

　　上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下的中国四分五裂，战争不断，人民深受其苦。有识之士曾呼吁发起“国是会议”，以期统一和平。据孙筹成《1922年八团体国是会议之经过》一文的记载，1921年，全国商教联合会分电各省省议会、总商会、教育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报界公会、律师公会、省农会等八团体，组织“八团体国是会议”。在经过一番波折后，1922年5月7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开幕，林大魁作为海口总商会的代表，被公选为大会临时主席，他与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发出了期望全国早日实现“民治统一”的正义呼声。

　　封建时代，士人不屑于经商。但近朱者赤，在跟海口总商会一来二去的交往中，旧时代读书人出身的林大魁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在后来的人生路上，他还是“下海”了——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林大魁已经是一名经常前往香港经商的生意人。而在此过程中，林大魁又因一段“佛缘”，在香港的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一次因商务而逗留香港数月的行程中，有一天林大魁突然感到闷闷不乐。于是，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带着儿子一同游览了位于屯门的青山禅院。这里的风景及氛围，让林大魁长久以来居楼层之上彩灯之下所出现的脑筋沉沉之疲态，顿时消失无形。有了这一次的体验，林大魁在后来经常前往青山禅院散心，有时还在禅院里小住几日，享受难得的宁静时光。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了青山禅院主持显奇法师，在听了同是琼郡乡人的张纯白居士详述后，林大魁了解了该院的历史由来。于是，在显奇法师的邀请下，他写下了《青山禅院记 》《显奇法师事略》等文章，嗣后，他将这些文章以及在青山禅院游览及小住期间所写下的近百首诗词作品，加上所拍摄的禅院景观照片，集结成册，并由民国初年两任江苏省长的韩国钧等人作序，光绪年间的探花、东莞人陈伯陶题写书名，在1927年交付广州及上海的两家公司正式出版发行。在这本小书中，林大魁用浅易轻松的文辞，描写了在青山禅院的所见所闻所感，由衷表达了一种山中隐居的惬意。《青山禅院大观》一书，是最早以图文形式展现香港这一处名胜古迹的著作。

　　时过境迁之后，该院的许多景致有了改变，今日的香港书刊在介绍青山禅院的历史内容时，林大魁的《青山禅院大观》经常被引用，特别是其中的诗词，更是了解青山禅院鼎盛时期院内僧人及居士修行场景的珍贵资料。可以这么说，在不经意之间，来自海南的林大魁给千里之外的香江大地，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

　　陈金声儿子抗日

　　任采芹潜伏被害

　　老圃秋容淡，寒花晚节香。距己酉题名30年后，一生饱经战乱、目睹国家惨遭列强欺凌的琼崖末代拔贡在暮年时遭遇了亡国亡种的危机——1939年日军入侵海南。“时穷节乃见”，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国家危难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为心声，在琼崖末代拔贡的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日寇暴行的有力控诉。如陈有壮在《感时近作》中揭露了日寇罄竹难书的罪恶：“籴谷卖丝犹未惨，戕孩桀老更堪伤。村圩百里无烟火，海港千帆绝糗粮。”尽管面对凶残的敌人，但陈有壮对国家前途并没有悲观叹息，在赠给某抗日青年的诗作中，他表达了 “雄军自信从天降，顽敌何难指日平”的必胜信念。

　　与陈有壮一样对抗战胜利抱有乐观态度的还有符梦卜。日军侵占临高后，符梦卜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仍然在诗中对日寇发出了不屈的声音：“秦政虽凶归汉土，日奴纵暴奈华强。”

　　琼崖末代拔贡的爱国情操并不只是表现在纸上，更落实到具体行动中，除了为团结抗日力量而奔走忙碌的王集吾，还有毁家纾难的陈金声和以身殉国的任采芹。

　　陈曼夫，陈金声的长子。据《乐东县志》记载，1939年，陈曼夫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由于这支队伍多次给日军造成沉重打击，敌人急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敌人在一次行动中将陈曼夫的部队包围，而陈曼夫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由于儿子是抗日分子，陈金声为了逃避日本人的追杀，携家带口向外乡逃难。一个原本殷实的书香门第，为了抗日救国，最终家破人亡。

　　莫道文人多柔弱，傲骨铮铮亦壮烈。据《东方县志》记载，1940年任采芹受中共昌感县委书记陈克文的委派，打入了日军设在当地的琼西伪维持会，利用这一身份服务抗日大业。

　　1945年6月，由于身份败露，任采芹及其儿子被日寇残忍杀害。任采芹这位前清拔贡，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在昌化江畔谱写了一曲大义凛然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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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生·拔贡

　　我国科举时代，从各地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挑选成绩优异或资格突出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

　　明代贡生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

　　清代贡生有拔贡、恩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清代的贡生也称“明经”。

　　拔贡是清朝每12年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合格者。起初是每6年选拔一次，乾隆七年（1742年）改为每12年（鸡年）一次。 （陈耿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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