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有江南的风雅，塞北有塞北的豪迈，神州各地，虽民风不同，景物各异，但是却同样引人入胜。至于海南，自古称琼崖二州，悬于海外，风光更是自成一脉。

游历海南的历史名人，当他们渡海之后，琼州美丽的风景又常常将他们吸引，让他们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于是便有了苏东坡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便有了胡铨的“海风飘荡水云飞，黎婺山高日上迟”。慢慢地，这些曾经在海南行走过的人也成为了海南风物的一部分，如今的东坡书院、盛德堂等已经成为海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海南的自然风光一起，吸引着无数游人。

国画中的苏东坡在海南。

诗酒山水苏东坡

说起游历海南的历史名人，则要首推苏东坡，虽然苏东坡在海南仅有短短三年时间，但他却游历了许多地方，不仅如此，苏东坡每到一地，往往会留下许多诗句，这些诗句又使得琼崖山水熠熠生辉。

不得不说，苏东坡刚来到海南的时候，心情并不是那么愉快，毕竟一贬再贬，从汴京一路向南，到了海南也算是到头了。刚来到海南的那一年，苏东坡甚至感觉到了丝丝凉意，他写信给友人，称“此岛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毕竟是人生地不熟，况且语言也颇有不通，苏东坡临琼伊始感到孤寂也是正常，但很快，苏东坡就想起了他的一位好友，这位好友陪着他一路南下，曾经同游黄州、惠州，他就是陶渊明。

苏东坡有很多“和陶”诗，所谓“和陶”就是写诗次陶渊明旧作的韵，对苏东坡来说，陶渊明可以说是一位好诗友、好玩伴，由于志趣相投，数百年的时空相隔并不影响两位诗人的交往，苏东坡这一路被贬，陶渊明时不时就会来到苏东坡身旁，两人作诗冶游，倒也乐在其中。

在一个春日，苏东坡和儿子苏过一起来到了儋州的郊外，看到北门江江水湍湍，水面上时不时飞过一只只沙鸥，便放一只轻舟，静卧船中，顺流而下，观云影徘徊。北门江并非大河，河中多有沙洲，苏东坡行船遇到水浅沙多之处，便干脆舍船而下，在河洲之上漫步聚饮。酒过三巡，恍惚中看到诗友陶渊明，便借用了其诗韵写下了《和陶游斜川》一诗，诗云：“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两位诗人隔着时空对诗，但那乐天知命、寄情山水的心态却是别无二致，反正不过是人生如寄，去哪里游不是游呢？想到这里，苏东坡又和陶渊明干了一大杯，天光摇曳，东坡醉矣。

胡铨塑像

行走天涯屈大均

和苏东坡的纵情山水不同，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对琼崖风物颇有点格物致知的精神，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生于广东番禺，自幼便对岭南的一切十分感兴趣，在游历了神州各地名山大川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将家乡的风物介绍给更多的人，所谓“予尝游于四方，闳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然无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停留在口头上的那叫闲谈，而记载在纸面上的，便成了屈大均的《广东新语》。

在《广东新语》中，有着大量对海南风土人情的记载，从那细致入微的描述中，读者们可以看到屈大均对岭南故土的熟稔与热爱，同时也能品味出这本书的成之不易。

屈大均游历海南，可以说是马步舟车无所不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笔下的南中国海，“万州城东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设，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海中奇景，动辄以千万里计，这是怎样宏伟而壮阔的景象，更何况海水满溢，巨浪排空，那又是怎样令人胆战心寒。大海的威力让生活在海边的人们不由得不相信鬼神，屈大均不但写风土，更写人文，他记载到“万州一港，四围有天然石堤，常伏水中不见。港颇宽广，海艟争避风其中，稍不虔，则港口忽生一沙横塞之，须祭禳乃灭。盖海中沙礁，时有时无，皆有鬼神于其间。”试问这等鬼斧神工有谁曾经见过，屈大均的游历不同于常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算得上是“深度游”了，在他的笔下，天南奇景与此地百姓重道义、敬鬼神的风俗融为一体，读之令人不由神往。

屈大均不但爱海，还爱山，他写五指山“五指山在琼海中，亭亭直立，上参霄汉，若端人正笏峨冠之象。以故琼州诸邑，多出瓖玮卓特士。”在屈大均眼中，海南中部山区乃是琼崖之心腹，而沿海的平原乃是琼崖之体肢，海南的万千气象皆是出自中部山区，文脉也是一样，正是五指山的“正笏峨冠”才造就了海南有明一代名臣辈出。屈大均是明末遗臣，在屈大均的游记中，大多有一种慷慨壮烈之气，看来，屈大均游历海南，所观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一方水土的精气神，在屈大均眼中，海南正是那足以寄托他遗民情怀的地方。

屈大均撰《广东新语》二十八卷，清康熙三十九年木天阁刻本，书牌。

浮大瓠于江河

苏东坡和屈大均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他们的游山玩水虽自成风雅，但究其方式也与其他地方的人别无二致，但是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海南岛上的黎族同胞们却一直有着一种独特的出行方式。

《庄子·逍遥游》中有一个“大瓠之用”的典故，说的是魏王送给惠子一颗种子，长成了一个容量达到五石的大葫芦，装水作瓢都不合适，惠子正在发愁，庄子却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庄子脑洞大开，建议惠子将葫芦作成能在江湖中浮游的船，这在一般人来看，简直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是在海南，以大瓠过河，却是黎家出行的常用方式。

明代《琼州黎民图》记载，“黎人往来山际辄用绝大壶芦，带于身间。至于溪流涨处，则双手抱之，浮水而过”，海南中部山区河网纵横，每逢山间涨水，小溪也能变成大河，有时候，两人隔着一条河，想见面却得绕行好几天。这样，葫芦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渡河的人抱着葫芦在水中几个浮沉就能到河对面，这着实方便了不少。

黎族同胞向来与世无争，这种只在《庄子》里记载的渡河方式虽然原始，但却极尽逍遥，不由让人想起那句“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