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笔洞遗址内景。

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之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海南保留了相当丰富的自然生态与完整的文化形态，因此海南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

12月22日，“海南公式古 南海钩沉——海南考古七十年”展览即将在海南省博物馆与观众见面。

穿越几千年的历史风尘，这些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和今天的我们相见对话，似乎在告诉我们，海南人从哪里来，将要往哪里去……

落笔洞遗址出土的刮削器。

13枚人牙化石出土 落笔洞现一万年前人类印记

“巨猿牙齿化石的发现，证明最晚至40万年前，海南岛仍与大陆相连。”在海南省博物馆的“方外封疆——海南历史陈列”展中，讲解员如数家珍地介绍文物的来历。

这枚巨猿牙齿化石来自昌江信冲洞。在洞穴的裂隙堆积中，考古队在抢救性发掘中发现大量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巨猿、熊猫、中国犀等，还有山龟背甲、鸟、鱼的肢骨和椎骨化石，其中有些属于绝灭种。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人类又是何时出现在海南岛上的？

落笔洞遗址出土的亚洲象臼齿化石。

“相较于隔海相望的广东，海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并不多，遗物以化石和石器、骨器为主。其中，昌江混雅岭、燕窝岭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采集到两件砍砸器和1件石核，均为砾石打制石器，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活动的临时营地。”海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王明忠表示。

荣村遗址出土的骨针、骨镞。

这些遗物，如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之门。

由于生产力低下，早期人类依赖自然洞穴作为栖息地，既无风雨之忧，又可防止野兽侵扰。在三亚东北荔枝沟镇的良坑坡，有一座陡峭葱翠的小山峰印岭，落笔洞就位于这座小山峰的东面悬崖下。这个洞穴，对于海南有着特殊的意义——除了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和密螺、蛤类水生动物堆积，还有少量局部磨制的穿孔石器及用火痕迹，13枚人牙化石分别代表了老、中、青年各阶段的个体，均属晚期智人。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万年左右，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衔接阶段。

“到目前为止，三亚落笔洞仍是本区发现最早、时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这一发现，将海南人类活动的历史明确推进到了一万年前，为研究海南岛早期人类活动，特别是新旧石器过渡这一重要阶段提供了出土实证。”王明忠说。

落笔洞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

桥山遗址“整个地层全是陶片” 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序列基本建立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万宁神州半岛湾仔头史前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一米多深的考古坑口已被工作人员根据土质形状、颜色、所含杂质情况在剖面划线分层。“根据土质和土色的不同，我们分辨除了不同的地层年代，分别为现代地层、宋代地层和新石器时代地层。”王明忠说。

新石器时代是史前人类文化演进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地球的气温开始逐渐变暖。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类开始临水源聚族而居，从依赖采集狩猎等天然赏赐过渡到原始生产阶段。他们居住在邻近河水、溪水的坡地，开始结茅为庐，磨制石器、发明陶器……

桥山遗址出土陶器盖。

“海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分布在滨海平原和靠近河流的台地、阶地上，向外可打鱼，向内可打猎。所以沿海地区的河流旁边，或许就有遗址。”王明忠介绍说，湾仔头村北依老爷海，土地肥沃，正适合靠采摘、捕鱼为生的史前人类居住。

事实上，海南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早已引起诸多关注。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联合在海南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先后发掘了陵水县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市英墩三处史前遗址，不仅发现丰厚的贝壳堆积，还有罐、钵、杯等种类丰富的夹砂陶，其中桥山遗址为海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其堆积之丰厚、遗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极为罕见。

“你能想象吗？整个地层密密麻麻全是陶片！”王明忠还记得，让联合考古队欣喜若狂的还有在桥山遗址发现的海南首座史前墓葬。虽然只挖掘出土了头骨残片和部分胫骨，没有随葬品，但墓葬却有八个柱洞环绕四周，因此专家推测墓葬上原本应该有建筑。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这次发掘使得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首次建立起“英墩早期文化遗存” （距今6000至5500年间）→“莲子湾文化遗存” （距今5000年）→“桥山文化遗存” （距今3500至3000年）的基本年代框架。2016年1月，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15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仿佛无字书一般的史前历史仍有许多谜团待解：与其他遗址还出现贝类堆积、三角灶等情况不同，桥山遗址有大量陶器集中放置且在原地破碎，这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研究和发掘才能揭开其中的缘由。

桥山遗址出土陶纺轮。

小小银块上有“符号” 特殊文物讲述时代发展脉络

在海南省博物馆二楼海南历史陈列展厅，一枚小小的“朱庐执刲”银印安静地陈放在展柜内，每天都接受诸多观众的到场参观，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观众。

小小银印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4年5月，在海南岛西南部的乐东志仲镇潭培村，一个名叫刘清高的黎族农民在村后山坡上种植橡胶时，在地面下0.3米深处挖出了一个小小的银块，银块上面似乎还刻有弯弯曲曲的符号。

从当年的仲夏到了次年的1月，这枚小印的价值还不为人知，直至我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史树青先生一行来海南各地巡回鉴定文物，小印迎来它此生的“伯乐”。经史树青先生鉴定，这是一枚2000多年前的西汉银印。此印是西汉朱卢县执刑律之官印，系汉王朝对有功的朱卢县军政首领钦封时的赐印，充分说明了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管理与统治。

“朱庐执刲”银印是海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枚古代官印，是研究汉代海南历史地理和政权设置的重要实物资料。随后，考古人员在银印发现地附近开展调查发掘，但并未发现汉代地层或是相关遗址、墓葬。为什么会在海南岛西南部出土这枚银印？这枚印章缘何流落乐东？如此一枚瑰宝，怎么会在一个遥远的山村出现？由于缺乏更多的出土文物以及文献佐证，有关这枚“朱庐执刲”银印的身世也等待后人继续释疑解惑。

落笔洞遗址出土的华南虎下颌骨化石。

历史久已尘封，但细心的考古人员，总能从留存的遗迹中，还原历史，告知今日。

1983年前后，在海南岛南端的三亚与陵水交界处，连续发现梅山塘、干教坡、番岭坡和土福湾等4处唐宋时期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古墓群。这些古墓的形制和葬俗都较为独特，墓内无葬具和随葬品，仅在墓穴前后各置一块珊瑚石碑，石碑的正面雕刻有云、月、花朵、树枝等图案，文字内容多为《古兰经》经文、死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按墓碑形制，可分为唐宋、宋元两期。

王明忠告诉记者，海南伊斯兰教徒墓的出现应与阿拉伯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有关，他们形成了海南岛最早的回族先民，成为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见证，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实证。时至今日在三亚市凤凰镇，仍保留有回辉、回新两个回族村，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繁盛之时海纳百川的文化盛景。

“朱庐执刲”银印复制品。

琼中古城墙剖面 所城旧址述说海南对中央政权的归属

在琼中黎母山镇大保村委会水上市村一片橡胶林深处，明代水会所城址正在进行考古发掘。在古城墙东门附近遗迹，考古队工作人员在剖面处画出了多条横线，以研究古城墙的建筑理念。

据相关历史记载，水会所为明代万历三十年（公元1600年）平定黎族马矢叛乱后所建，全称为“水会守御所城”。2018年8月，考古工作队对水会所城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基本摸清了城址的结构布局和修筑方式——该城结构较完备，保存有城门、城墙、壕沟、出城道路、城墙踏步、排水沟、瞭望台、房基等结构；在东门附近遗迹，考古队共发现两列垂直石砌墙基、石柱础和瓦砾堆积，确定为坐南朝北向房屋遗迹；对北城墙附近土台进行解剖，确定其为人工堆砌，四周用石块垒护，应为瞭望台类军事遗迹；城内还采集到石柱础、石碑座、砖、瓦等建筑构件及明代晚期青花瓷片、铜钱等遗物。

“与历史记载相一致，证明水会所城是现今海南岛保存较完好的明代古城遗迹之一，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对研究明代卫所制度和海南岛古代城址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海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副主任、副研究员何国俊说。

从水会所南门外的一处农田里，一块巨大的石头半埋在此处，正面印有“总府官田上至东北山脚界至”的文字，侧面书“下界民田”，记载了官田和民田的耕作范围。400多年后的今天，这块农田依然是农田，历史烟云仿佛已经远去。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朝在海南岛设琼州府，这是海南社会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政治地位的提高，促进了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大规模开发和建设。就在那个时期，中国沿海形势、外交政策、海禁政策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才逐渐形成了海防战略、抗倭战术以及对海防要地的设施建设。

洋浦神头港烽堠遗址的发现，似乎让人们触摸到了那段历史。2010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发掘。烽堠整体是由土石混合构筑圆台形基础和其上简易土木建筑（供守望用的房屋和燃烟放火的设施等）组成，遗址两侧发现通道，便于出入其间。

“面对倭寇疯狂掠夺即海盗的大肆抢劫，明代海南岛便形成了一整套海防体系。”王明忠介绍，这些体系中，包含了营堡、城池、卫所、巡司、烽燧（烽堠）、驿站、驿道、水师及地方多种兵力，明代中后期的洋浦神头港烽堠为研究海南明代海防发展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陶氏家族墓出土的侍女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