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档案馆收藏的侨批。

歌曲《一封番批》深情唱道：“寄一封番批轻又轻，寄返二个艰苦钱银报答双亲，人在异乡终是客，夜夜做梦，梦中团圆。寄一封番批轻又轻，隔海日盼夜盼思念深，背井离乡汗与血，盼个平安，价值千金……”

“番批”就是“侨批”，来自闽南方言，闽南语称信为“批”，寄信为寄“批”。后来，“批”成为南洋华侨寄托银信的代用词，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兼具家书、汇款功能，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和海南等侨乡。

异国他乡闯天地

20世纪中期，如果你问一个留守家乡的海南人，对生活最大的期盼是什么？也许大部分人会回答：是收到一封来自海外亲人的侨批。

史料记载，早在唐代，海南岛已是南海中西航线之要冲。清代鸦片战争之后，海口被辟为通商口岸，自此开启了琼岛人民出洋打工的热潮。据统计，从1876年至1908年，出洋的琼侨总人数超过45万人次，平均每年有1万余人次出洋。而民国时期，琼岛远游之风益盛，其中文昌人居多。

当时，漂洋过海的琼籍华侨们，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青壮年，他们抱着挣钱养家糊口的美好愿望，期望在海外闯出一片天地。但现实谈何容易，琼侨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面对着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前途未卜，只能凭借勤俭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做一些挖矿、割胶、开小商铺等苦力活，艰苦谋生。而他们年迈的父母和弱小的妻儿则留守在家乡，这就造成了千千万万个家庭隔洋分居的状况。

“一船泪水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始过七洋洲，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时能回还。”一首民谣，记录了当年漂泊海外中国侨民的艰辛。在异国他乡，这些琼籍华侨们白日干活无一刻歇息，晚上得空时便乡愁绵绵。在漫漫长夜中，他们想念着在海一方的亲人，备受思念和等待的煎熬。“凡远走他邦求食，来往之函最为要也，见信即见面无异”，渐渐地，侨批——这种连接海内外亲人的特殊纽带便悄然形成了。

侨批源于海外草根华侨们个体的通讯与金融活动，非单纯家书，亦非单纯汇款，也不是两者简单的叠合。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侨批跨越重洋，建立起了国内外两地的社会关系网和亲情网。侨批最早由“水客”携带，全盛时期则由专门的侨批局解送。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刊登的《海南岛侨批发展概略》一文曾指出，与广东、福建等地相比，海南侨批业起步比较晚。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海南人经营的批信局只有数家，主要是在海南华侨集中的新加坡和泰国，其中，新加坡有2家，为裕成号和曹琪记号。泰国58家批信局中，46家是汕头人经营的，其余12家由客家人、海南人和其他地区人经营。

寄往文昌清澜的侨批。 本版照片均由李佳飞翻拍

水客奔波送乡音

最开始，侨批通过民间渠道寄送。一般都是委托回乡的同乡熟人，携带平安家书和养家钱款，家人接到侨批之后，报以一定酬金。后来清朝乾隆年间，出现了专门替人携带侨批回乡的职业投递人，即“水客”。水客堪称侨批业的先行者。

作家俞智先在小说《下南洋》中描绘了清末“水客”在一个工棚内收侨批的场景：他（简阿七）是来工棚收侨批的。工棚漏雨，锡工们一边把斗笠蓑衣连在一起为简阿七遮雨，一边从身上和行李里把小心藏好的血汗钱掏出来交给他。简阿七一笔一笔仔细记着，然后郑重地让工人们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手印……简阿七边写边问：“阿雨呢，他怎么不寄批？”好一会儿，才有人壮着胆子说：“他死了。”……简阿七怔了一下，在一封批信上写上了阿雨的名字，又从怀里掏出了一些钱放在批信上。“谁替他按个手印吧，阿雨死了，可他的家人还得吃饭。他在家乡的老老小小都盼着这笔钱呢……断了侨批，往后可怎么活呀？”

“水客”又称作“侨批员”“派批员”“批客”或“批脚”，他们奔走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区域，三五年往返一次，一般由较为忠厚并有威信、懂得点武术（能防海盗抢劫）的人担任。“水客”架起了海外侨胞与内地侨眷的联系，他们负责递带“人、信、财、物”，最经常送带的是“银款家书合封”的银信。

海南日报记者翻阅史料注意到：光绪年间，海南曾有4位著名“水客”——张云吉、张运显、庄家就、陈寿卿，他们往来于海南岛和泰国、新加坡之间。曾有学者对他们业务范围作出概述：“以通汇生意行商，在侨居地利用侨汇购买大米、棉花等货物，运回国内市场销售后解付给侨眷；回侨居地时组织海南土特产如葵扇、琼剧剧本到侨居地出卖。”

被称为“批脚”的送批者，都有很强的职业责任感。他们经年累月在外奔波，风餐露宿，风雨无阻，批袋、竹篮、雨伞就是他们永不离身的3件宝。“批脚”们的诚信，更是令侨眷啧啧称赞。民间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乘船送批的“批脚”，途中遭遇台风，他与随身携带的侨批一起沉入水中，所幸被同乡救起，捡回一条命。但他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解送侨批款项，他回乡后变卖田产，兑换银元，并凭借记忆，将款额一一赔偿给侨眷。

侨汇年均千万元

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是海南侨批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南洋，海南华侨人口的急剧增长促进了当地侨批业的迅速发展。1940年日本占领南洋之前，东南亚地区的海南批信局从最初的2家发展为40家，如恒裕兴、人信壮合记、锦和号、锦泰隆、德和昌合记、琼宝通、联合公司等。至此，东南亚地区的海南侨批业发展达到顶峰。

而在海南岛内，民国初年至1939年日本攻占海南岛之前，侨批局数量也快速增长，侨批业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民国时期从事银行工作的程茂材在其文章中记录：1928年至1931年间，海口有平民栈、益日隆、泰原、中民、阜成丰、线泰、实安泰、信安、泰兴、信成、琼源通等23家侨批局。此外，侨批局还在各个乡镇发展了一些营业点——驳批店。1932年，文昌、琼海、琼山、那大等地都已设驳批店，文昌、琼海侨乡尤为发达，各有40余家之多。

至20世纪30年代末，海口的侨批局发展到55家，文昌的文城有11家，琼海的嘉积有10家，这是海南岛侨批业历史上批局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

琼侨从海外寄回的银信成为琼岛人民生活重要的经济补充。《海南金融志》记录，民国后这段时期，海南侨汇年最高数额达2000余万元光银，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最低也有五六百万元，一般情况下，年平均有1000万元左右。

这段时期海南侨批业何以发展得如此鼎盛？有研究学者指出：“侨批业务是依靠传统的宗亲同乡关系发展起来的，批客特别注重乡亲之间的感情联络和树立良好的口碑。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这种关系，在东南亚的侨批业者建立了以乡缘为基础的行业公会，新加坡琼侨汇兑公会也在这个时候成立。”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经济复苏，国际上对橡胶、咖啡、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需求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南洋的海南华侨大多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经济收益有所提高，侨批自然增加。后来，中华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护侨政策，激发了广大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参与家乡建设的侨批增加。同时，国际银价下跌，许多华侨为规避风险不得不将资本转移回国，投资性侨批增加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