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往文昌清澜的侨批。 本版照片均由李佳飞翻拍
水客奔波送乡音
最开始，侨批通过民间渠道寄送。一般都是委托回乡的同乡熟人，携带平安家书和养家钱款，家人接到侨批之后，报以一定酬金。后来清朝乾隆年间，出现了专门替人携带侨批回乡的职业投递人，即“水客”。水客堪称侨批业的先行者。
作家俞智先在小说《下南洋》中描绘了清末“水客”在一个工棚内收侨批的场景：他（简阿七）是来工棚收侨批的。工棚漏雨，锡工们一边把斗笠蓑衣连在一起为简阿七遮雨，一边从身上和行李里把小心藏好的血汗钱掏出来交给他。简阿七一笔一笔仔细记着，然后郑重地让工人们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手印……简阿七边写边问：“阿雨呢，他怎么不寄批？”好一会儿，才有人壮着胆子说：“他死了。”……简阿七怔了一下，在一封批信上写上了阿雨的名字，又从怀里掏出了一些钱放在批信上。“谁替他按个手印吧，阿雨死了，可他的家人还得吃饭。他在家乡的老老小小都盼着这笔钱呢……断了侨批，往后可怎么活呀？”
“水客”又称作“侨批员”“派批员”“批客”或“批脚”，他们奔走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区域，三五年往返一次，一般由较为忠厚并有威信、懂得点武术（能防海盗抢劫）的人担任。“水客”架起了海外侨胞与内地侨眷的联系，他们负责递带“人、信、财、物”，最经常送带的是“银款家书合封”的银信。
海南日报记者翻阅史料注意到：光绪年间，海南曾有4位著名“水客”——张云吉、张运显、庄家就、陈寿卿，他们往来于海南岛和泰国、新加坡之间。曾有学者对他们业务范围作出概述：“以通汇生意行商，在侨居地利用侨汇购买大米、棉花等货物，运回国内市场销售后解付给侨眷；回侨居地时组织海南土特产如葵扇、琼剧剧本到侨居地出卖。”
被称为“批脚”的送批者，都有很强的职业责任感。他们经年累月在外奔波，风餐露宿，风雨无阻，批袋、竹篮、雨伞就是他们永不离身的3件宝。“批脚”们的诚信，更是令侨眷啧啧称赞。民间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乘船送批的“批脚”，途中遭遇台风，他与随身携带的侨批一起沉入水中，所幸被同乡救起，捡回一条命。但他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解送侨批款项，他回乡后变卖田产，兑换银元，并凭借记忆，将款额一一赔偿给侨眷。
侨汇年均千万元
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是海南侨批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南洋，海南华侨人口的急剧增长促进了当地侨批业的迅速发展。1940年日本占领南洋之前，东南亚地区的海南批信局从最初的2家发展为40家，如恒裕兴、人信壮合记、锦和号、锦泰隆、德和昌合记、琼宝通、联合公司等。至此，东南亚地区的海南侨批业发展达到顶峰。
而在海南岛内，民国初年至1939年日本攻占海南岛之前，侨批局数量也快速增长，侨批业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民国时期从事银行工作的程茂材在其文章中记录：1928年至1931年间，海口有平民栈、益日隆、泰原、中民、阜成丰、线泰、实安泰、信安、泰兴、信成、琼源通等23家侨批局。此外，侨批局还在各个乡镇发展了一些营业点——驳批店。1932年，文昌、琼海、琼山、那大等地都已设驳批店，文昌、琼海侨乡尤为发达，各有40余家之多。
至20世纪30年代末，海口的侨批局发展到55家，文昌的文城有11家，琼海的嘉积有10家，这是海南岛侨批业历史上批局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
琼侨从海外寄回的银信成为琼岛人民生活重要的经济补充。《海南金融志》记录，民国后这段时期，海南侨汇年最高数额达2000余万元光银，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最低也有五六百万元，一般情况下，年平均有1000万元左右。
这段时期海南侨批业何以发展得如此鼎盛？有研究学者指出：“侨批业务是依靠传统的宗亲同乡关系发展起来的，批客特别注重乡亲之间的感情联络和树立良好的口碑。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这种关系，在东南亚的侨批业者建立了以乡缘为基础的行业公会，新加坡琼侨汇兑公会也在这个时候成立。”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经济复苏，国际上对橡胶、咖啡、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需求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南洋的海南华侨大多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经济收益有所提高，侨批自然增加。后来，中华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护侨政策，激发了广大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参与家乡建设的侨批增加。同时，国际银价下跌，许多华侨为规避风险不得不将资本转移回国，投资性侨批增加较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