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侨批业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到消亡的过程。留存下来的侨批，不仅折射出人间百态，还蕴含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地区的民生、经济、交通、金融乃至政治等领域林林总总的变化，这是侨批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张张泛黄的侨批，就如一扇扇面向过去的窗户，让后来者得以望见百年前的历史洪流。

具有东南亚特性的侨批。

从随意到规范

早期的侨批较为简单，有单独一张信纸的，有自制一个信封的。信封为“红条封”或“折叠封”，信纸大多采用宣纸，毛笔书写，由回国的亲友直接帮带。随着海外华侨的数量增多，华侨们与家乡联系的要求日益强烈。为适应这种需要，在19世纪初，“水客”应运而生。

“水客”是专门以替华侨捎信、汇款为职业，并兼做生意的中间人，他们将侨胞托带的款，就地购买物资运回国内销售后，将款解付给侨胞眷属。返侨居地时，则带回家乡土产品销售，从中赚取差价利润。原始的“水客”被认为是侨批业的发端，经营携带侨汇的“水客”，实际上是私营侨批业的最初形式。

到了民国时期，南洋经济发展迅速，侨居的人数增多，华侨通汇业务日益增加，此时“水客”流动经营形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水客”之间开始联合，开设专门的机构侨批馆，后称侨批局。自此，侨批业有了固定的营业地点，定期收集、解送、投递侨批，并给寄批人以收据或盖邮戳为证。这时的侨批馆既有收付款项的金融汇兑功能，又有传递信件的信使任务，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的经济实体。

海南岛内侨批业的发展与海外几乎是同步的。由南洋各地汇入琼州的侨批，先汇到海口，再转汇各县镇，海口成为琼州侨批的总汇，各县镇设有汇驳店号，以便将侨汇送到侨眷家中。

今年90岁的文昌市东阁镇红星村委会流坑村村民邢诒琴，曾在1946年至1980年担任侨批员，据他回忆，多数侨胞在寄汇批款的同时附有简明家信，侨批寄到海口后，由海口侨批局在侨批信件右上角剪一缺口，把印刷好的回批执插进信内，纳足双程邮资，派专人送往岛内各县侨批局，再由各县侨批局派专人送到收款人家中。收款人收款后，在回执上签名盖章，由侨批局寄回汇款人，证明款已收到。

“当时东阁镇和文教镇只有我一人送侨批。我买了一个邮包，每天天未亮就要去文城镇拿侨批，再回到东阁镇和文教镇分发。邮包每天装得满满当当，好不容易分发完，已是深夜了。”邢诒琴说，“原来送侨批靠脚力，两条腿走村串巷。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换了一辆上海牌的自行车。”

1956年寄给黄守第先生港币60元的侨批。 本版照片均由李佳飞 翻拍

烙上时代印记

不同时期的侨批烙下了不同时代的印记。

从数量上看，海南侨批业从上世纪30年代就走向了衰落。例如从东南亚汇向海口的侨汇金额，1932年为1000万元，1933年为500万元，1934年为700万元，总体呈下降趋势。随着侨汇数额的减少，岛内批信局纷纷歇业或倒闭。

为何如此？研究学者们注意到，上世纪3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南洋诸国经济萧条，大量华工因此失业。与此同时，国内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限制侨批局的发展。

1934年，国民政府规定侨批局必须向邮政局申请才可开业。而侨批局与邮政局两者在业务上有重合，加上每年侨胞所寄钱款数量非常可观，光是邮资的收入已经不少，况且还有汇兑的收益，两者间就产生了竞争。

同年底，中国邮政局宣布取消国内的批信局，这引起了华侨的强烈反对。后来经协商，停止侨批局办理国内通信业务，另发执照，准予继续经营批款业务。同时，邮政局不再核发新的侨批局执照。1935年，中国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与美元挂钩。与此同时，邮政储金汇兑局成立，其利用特权、雄厚的资金和四通八达的邮政网络经营侨汇……风云变幻，侨批局与银行、邮政局争夺业务，进入恶性竞争时代。

但在抗战早期，海南侨批业却有些许回升。这是因为，此时国民政府大力号召华侨救国捐助，出台了多条加强银行与侨批局合作的措施。例如广东省（包含海南岛）在各县广设办事处，扩大吸收侨汇等。如此调动了海外华侨的积极性，使得侨批业务一度好转。

有数据显示，至1939年海南岛沦陷之前，侨批数额不减反增，如1938年海南岛侨批收入约3000万元港币，高于同时期广东地区的平均水平。可见，抗战初期，海外华侨高度的爱国爱乡之情加之国民政府为改善侨批流通环节而做的努力促进了海南岛侨批业的提升。

此时侨批的内容也颇具时代特点。在海外，华侨们积极捐募筹款，抵制日货，从财力、物力与人力诸方面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们寄回来的侨批封上盖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同胞们，祖国多难”“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等宣传邮戳。家书的内容除了问候家长里短，也多了些“回国请缨”“节约救国”“捐输财物”等信息。一封封侨批带着温热的乡情，夹着物资和捐款，温暖了苦难中的琼崖军民。

退出历史舞台

抗战爆发后，国内除了西南后方外，大部分地区陆续沦陷，交通阻断，侨批无法运送，海南侨批业也陷入停顿状态。外界的侨批送不进来，本地的侨批也解付不出。邢诒琴回忆：“当时海南侨批积压非常严重，一封侨批，常常迟解一个多月。也有部分侨批未解付，也未办理退汇。”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人民银行海南分行对海口侨批局进行登记，给永源丰等41家侨批局分发执照，准予继续营业。1972年，国务院文件通知取消国内私营侨批业，侨汇业务由银行接办，从业人员由地方妥善安排。海口市“侨批局”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邢诒琴也是这时期转入银行系统继续工作。自此，百年侨批的风景线在海南街头逐渐消失。

国内侨批业最为发达的广东、福建也是如此境况。1976年，福建各地收汇局的机构和名称取消，人员归当地银行，侨批业务一律由银行接办。1979年，厦门侨批业全部收归中国银行办理。国内侨批局归并银行，侨批的汇款功能由银行接替，而通信方面则有发达的电信及邮政所替代。至此，国内侨批业“寿终正寝”。此后，华侨所寄的信件大都使用邮政部门印制的规范的航空邮件。

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侨批局整体并入国家金融机构之后的20年左右时间，继续经营的国外侨批信局也正式将相关业务分解到银行、邮局。

时代变迁，科技进步提升了通信效率，也代替了附着多元诉求的一纸侨批。如今若要与海外亲人沟通，可通过电话、微信、互联网；若要汇款，也能实现从数月、数天缩短到几小时、几分钟。纸质形态的侨批业从此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人们的记忆。“可是，当看到一封封侨批，一股熟悉的乡情还是会油然而生。”邢诒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