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资料图

弘治七年（1494），皇帝加封丘濬为“少保”，改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一职。这位来自海南岛一生以“追圣贤”“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大儒登上了仕途巅峰。作为明朝阁臣、思想家、经济学家、中国古典法律的奠基人，他的影响力超越了他的时代。

纵观丘濬入京为官的四十年，1477年至1487年，他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建立的功业和彰示的德操值得充分重视，他所引领和承续的思想智慧值得我们当代人重新认识其意义和价值。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邹鲁礼乐”展演活动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行。 新华社发

任国子监祭酒

桃李门墙聚英才

成化十三年即公元1477年，编成《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不久后，丘濬被任命为北京国子监祭酒，从四品，此时他五十七岁年富力强，一生才智到了蓄势待发之时。祭酒这一职务，在明代中期是举足轻重的重要岗位，备受天下瞩目。

“祭酒”的名称源远流长，古时候，逢有祭祀、典礼、宴会等礼仪活动，由长者首先执爵酌酒祭神灵和先祖，于是有“祭酒”之说，后来祭酒泛指年长或位尊者。史料记载，战国时，著名学者荀子曾在拥有稷下学士上千人的稷下学宫备受尊崇，三次被推荐为祭酒。不过，此时祭酒仅是一种尊称，还不是官职。汉平帝时期设“六经祭酒”，后又设“博士祭酒”，但这些都还是召集人或主持人的意思，不是皇帝任命的长官。隋代建立了政府部门国子监，祭酒作为国子监的行政主官，正式成为一个官职。至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国子监的建设与朝廷新型官僚的养成规制结合起来，投入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在师资选配、生源选择、教育内容把关等方面下功夫，将国子监打造成储备人才、培养官僚的基地，国子监的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机构，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古人观念中的“最高学府”主要指太学和国子监。北京国子监是从元代开始建造的，历经41年，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竣工。这座集衙署、学府（太学）于一体的国子监，曾是封建王朝发布国家教育政令、管理国家教育事务的行政官署和全国的最高学府。祭酒是北京国子监的执牛耳者，相当于现在的“校长”。

丘濬雕像。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躬耕十年

写就名山之作

丘濬担任祭酒一职时正值北京国子监的鼎盛时期。我们如今看到的北京国子监是经过明清两代和民国才形成的规模形制。

1448年，丘濬第一次参加京试落榜后，曾进入太学（国子监）求学，为三年后的第二次京试做准备。三十年前在此当学生，三十年后在此当“校长”，丘濬与北京国子监缘分不浅。

任祭酒十年间，丘濬将国子监管理得井井有条，学术成果亦颇为丰硕。他在这座名儒辈出的国家最高学府，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述《大学衍义补》，以及《丘文庄集》《投笔记》等，所著《世史正纲》33卷、《朱子学的》两卷、重编《琼台会稿》24卷，全部收于《四库全书》，皇皇巨著，蔚为壮观。尤其令后辈学人仰望的是，他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医学等方面的著述造诣颇深，其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有许多超越前人的地方。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他十年间在国子监的辛勤耕耘。

有明一代，祭酒是一个光环耀眼而又责任重大的岗位。丘濬付出诸多精力、穷其一生才智处理国家教育事务，创见不少、功绩显著，得到了大明王朝统治者的褒扬。丘濬去世后，深受嘉靖皇帝宠信的奸臣严嵩任祭酒一职，专擅国事、贪鄙奸横，为后人所不齿；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张居正也曾在国子监任职，不过他担任的是国子监司业，正六品，他对前贤丘濬思想的汲取在历史上有诸多记载。

一心所系

惟圣贤经世之学

令后人充满好奇的是，这位来自海南岛的祭酒，除了写书，祭酒的日常工作是怎么开展的呢？从《国子监·孔庙》等史料记载来看，祭酒要率领属下的各级教官有效地组织教学活动，还要经常稽核贡、监生的学业表现和学习质量；接收考核来国子监学习的学生，并根据其学习程度分拨六堂（国子监所设的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是贡、监生们的教室）；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要亲自登台讲解四书或性理之学。年终对那些学业期满的贡、监生进行甄别，对其中品学兼优的学生，或报送中央政府各部备选，或挑选参加顺天府的科举考试，或书写延期留监深造的奏折呈皇上审批。此外，还要抚恤伤亡事件相关人员，事无巨细，均不可懈怠。三年之际，祭酒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为应付三年一次的朝廷考评（京察），给各位下属官员写鉴定，评出优劣。如果六堂的助教官有缺，则需要从六堂表现优秀的学正、学录中选取一部分人，制成保送名单呈给上级，请予升职。如果遇上皇帝临雍讲学、每年开春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的孔子丁祭大典，可以想象祭酒丘濬和他的下属们人前马后忙碌的样子。

我国自隋唐以后，实行开科取士，培育人才有赖书院的勃兴。而书院、国子监等教育机构，师徒门派，错综复杂，政坛学海之中，常常是泾渭分明，每派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纵观古今历史人物，继往圣开来学，一生的志节事功，都与其师友门人渊源关系分不开。有孔子之贤德，方有七十二贤徒；有郑玄、王肃之宏博，才有汉魏经学之发展。而丘濬从孤岛海南启程，经岭海，越江河，入中朝，取巍科，入翰苑；从翰林院庶吉士一步步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掌国子监十载；任会试副总裁，先后为国家举才五次；他为官四十余年，师友门人学侣不可胜数，有成就者也大有人在。可是在丘濬逝世后五百多年间，却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专门研究“丘濬之学”，很是耐人寻味。

丘濬有言：“一生仕官，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回顾他的为官经历，除了忠勤于朝廷之事，惟读书著述。孤身一人居京，分秒必争于学，既无政海门派，亦无趋附群党，一心所系，惟殷殷于圣贤经世之学。在他的著述中，没有时人应景之作，亦无趋炎附势之文，人格操守令人肃然起敬。作为一代文宗和理学经济名臣的丘濬，他的思想泽被后世，他的智慧与德操属于整个世界。

（作者系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日报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