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医改办发布消息，到2011年末，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实现了四个“明显提高”和一个“明显下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基本药物价格明显下降。

    医改的这些成绩中，首要成绩是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覆盖率达到95%，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政府补助标准从2010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由60%提高到70%左右。这些数据表明：“病有所医”在中国首次实现。

    笔者认为，“病有所医”的实现，是首次让全体国民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无论是从中国历史、国际经验还是当前现实来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也为医改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的医疗救济

    “病有所医”与“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一样，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梦想，既是历代施行“仁政”的明君的目标，也是儒家文化下心怀天下的士大夫的梦想。

    “病有所医”并不能依靠医生们的悲天悯人和悬壶济世而自动实现，而是要依靠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古往今来都如此。

    在历史上，政府对贫病救助的重视体现为“皇帝下诏”。根据著名经济史家侯家驹先生的研究，对疾病的政府救济始于南北朝的北魏。皇兴四年（公元470年）献明帝下诏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此后，献明帝之子孝文帝和孝文帝之子宣武帝也下诏帮助贫病之人。

    到了宋代，对于有病贫民的福利提供开始成为常态，仁宗、神宗和哲宗先后下诏为病者提供药物和医治。南渡后，开始成立药物供应的专门机构，如绍兴六年，“设置行在和剂局给卖熟药，备民间购取，夜间亦差官轮值，稍收费用，以维持成本”；绍兴二十一年在各州设立惠民和剂局。元朝也模仿宋代设立惠民药局，并延续到明朝，宣德三年“令天下军民贫病者，惠民药局给与医药”。

    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医疗救济，体现为一种病后救助而非事前保障。这种病后救助，不仅范围和效果很有限，还依赖于“明君”的仁政来维持，并未成为祖制（制度化的安排）；同时，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没有持续性在财政宽松时就“官给钞500两为（惠民药局）规运之本”（元太宗九年）；在财政紧张或者政局动荡时，就“停罢”（元至元二十五年）。即便不考虑经济发展落后和医疗技术缺乏的原因，“病有所医”也仅仅是一个梦想。

    1949年以后，与建立计划经济体系相适应，中国开始建立城乡的合作医疗体系，努力实现全覆盖。以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为例，巅峰时期覆盖了农村人口的90%，国家在给予医疗提供者财政支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公社向个人提供义务社区医疗保险。但是以乡村卫生站和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医疗技术和救治水平普遍不高，成效主要体现在小病治疗和传染病预防上，大病防治的能力很低，而真正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命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恰恰是那些大病。同时，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其他政策一道，抑制了人口的流动，在促进社会基本稳定的同时抑制了经济和社会的活力。

    1978年之后，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渐解体以及财税体系的改革，政府对医疗的投入大量削减，1978-2004年间，医疗开支年增长率为12%，高于GDP增长率，同期政府投入占全部医疗开支的比例却从32%下降到17%。一方面是医疗开支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政府支持的急速下降，使得“看病贵”成为各界抱怨和不满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开始启动医疗体制改革，把首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医疗服务的主要供应者公立医院的改革上面，这是医改最难啃的骨头，而对于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资源不足。几年下来，公立医院改革难以取得突破，“看病贵”也未能得到缓解，医改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始于2009年4月的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核心就是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是新医改的核心理念。如今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3亿人，“看病贵”的状况得以基本改观，几千年来“病有所医”的宏愿和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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