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位于东海海域，在福建省的正东，台湾省的东北，是我国最东端的岛屿。钓鱼岛距中国福建省东山岛约190海里，距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0海里，距琉球群岛的与那国岛约78海里。钓鱼岛指的是一组岛屿，除主岛钓鱼岛外，还有黄尾屿、赤尾屿、北小岛、南小岛、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岩礁濑)等岛礁，散布在东经123°20′—124°45′，北纬25°44′—26°00′的海域中，陆地面积共计6.5平方公里。钓鱼岛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闽台渔民的重要渔场。人所共知的“埃默里报告”认为，东海陆架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一、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最早发现、开发钓鱼岛，通过先占取得主权。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息等活动的场所。至晚到明代就已经被中国人民发现、利用和命名。《更路簿》、《顺风相送》等中国古籍完整记载了中国渔民在此海域的航线。限于当时的海况等自然条件和造船等技术条件，只有中国军民可以利用季风前往钓鱼岛，从事航行、避风、在附近海域捕鱼、在岛上采集等经济性开发利用活动。在1895年前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平稳地行使这些权利。

　　提到钓鱼岛，就不得不提及琉球国。琉球原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向明、清朝贡，明、清两朝均派遣使臣对琉球诸王进行册封。钓鱼岛位于前往琉球必经的航路上，册封使臣前往册封琉球诸王，均以这些岛屿为航海标志，所记《使琉球录》等官方文书，详细记载了前往琉球途经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的航海经历，反复确认了中琉边界，史实说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的范围。中国的史籍和官方文件均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利用钓鱼岛。根据当时的国际法，发现即先占，先占即意味着取得领土主权。因此，中国通过先占取得了钓鱼岛的主权。

　　中国政府有效统治和管理钓鱼岛，巩固了主权。历代中国政府都将钓鱼岛列入疆域之内，采取开发、利用和管理行政措施，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统治。1171年(南宋乾道七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建立军营，遣将分屯各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在军事上隶属澎湖统辖，行政上由福建泉州晋江管理。明、清两朝均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疆土版图，划为海防管辖范围之内。1562年(明朝)《筹海图编》、1863年(清朝)《皇清中外一统舆图》均有清晰规定和标示。史实说明，中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管理钓鱼岛，有效行使和巩固了对钓鱼岛的主权。

　　二、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不成立

　　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的所谓法理依据主要有二：一是所谓无主地先占，二是所谓时效取得。此二者皆不足以立论。

　　国际法上先占的“客体只限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种无主地，乃是未经其他国家占领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事实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明朝时起便由中国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尽管这些岛屿因环境险恶，无人定居，只有渔民季节性居住，但无人岛并非无主岛。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朝野对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的官方档案以及官员的公文、信件，皆记载和证明了这一点。如，当时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给内务卿山县有朋的答复，明确言及这些岛屿已被清国命名，日本政府的觊觎之心“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 。钓鱼岛既不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也不存在什么“先占”。“不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利”是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日本的所谓“先占”是恶意的、非法的，是不成立的，不能产生国际法上的先占的法律效力。

　　日本的另一依据是所谓“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通过所谓“时效”取得对钓鱼岛的主权。

　　国际法上所谓领土的“时效取得”，一直是极具争议的问题。反对论者完全否认时效作为一种领土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认为这种说法“徒然供扩张主义的国家利用作霸占别国领土的法律论据。”肯定论者则将时效认作一种领土取得方式，是指“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以致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造成一种一般信念，认为事务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因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国际司法实践从未明确肯定过“时效”是一种独立的领土取得方式。至于“足够长的一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国际法并无50年或100年的定论。

　　姑且不论“时效取得”的合法性，仅就其关键要素而言，不论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当局，在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和反对日本窃取钓鱼岛的问题上，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坚定、明确和一致的。对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设置灯塔、日本政府将灯塔“收归国有”和从所谓钓鱼岛土地民间拥有者手中有偿“租借”，以及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交标注有钓鱼岛领海基线的海图等官方行为和官方支持的民间活动，都进行了抗议，特别是外交抗议。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不论时间的长短，都不能取得合法的权利。

　　三、日美协定不能赋予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领土范围。1943年12月中、美、英《开罗宣言》规定，三国的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务使日本将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其他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不仅再次确认《开罗宣言》的上述规定必将实施，更将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日本领土范围是明确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

　　1951年9月8日，日美将对日作战战胜国的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私下达成《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以南的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等交由美国托管。1953年12月25日，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的《琉球列岛的地理的境界》(第27号布告)，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定为包括北纬24°、东经122°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份布告所确定的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挟带其中。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这些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日本政府据此主张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

　　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美国政府也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

　　对于美日之间私下签署的没有中国人民和中国合法政府参加的所谓《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在1951年9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已指出其非法性。据此产生的“托管”和“归还”，将钓鱼岛裹挟其中，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成为中日领土之争的根源。《旧金山和约》及其他相关规定，无权涉及和决定中国领土的归属问题，不能产生将钓鱼岛主权授予日本的法律后果。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国所谓从日本取得对钓鱼岛的行政权，以及将钓鱼岛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都是不能成立的。日本据此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也是没有国际法效力的。

　　四、结语

　　日本的领土范围本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加以确定，但“二战”以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停止动作。先是毁掉岛上的中国标记，再对诸岛重新命名，在岛上修建机场等设施。近年来，更以所谓“民间行为”为先导，企图造成一种“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再以“租借”、“接管”等所谓“政府行为”，渐进式铺垫占据钓鱼岛的法律基础，以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鉴于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和侵占行为的非法性，日本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所谓“政府行为”，既无合法依据，也不构成国家权利的行使，自始即无法律效力，今后也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此航行、渔猎、开发、生产，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种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的“领土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重申了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属性。2009年，中国海监执法船开赴钓鱼岛，既是依法行使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巡航执法，也是中国行使对钓鱼岛主权的具体体现。

　　(作者为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