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湖南长沙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逢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近年来，他一半时间生活在城市，一半时间在湖南农村里过着农民生活，他这一举动成为文坛佳话———他的生命与文字一起扎根于乡土中国里。

　　他是著名作家，用纸和笔寻文学的“根”

　　他是八景峒的农民,用锄和犁耕耘大地的果实

　　他久居农村却思考着现代化文明

　　他是重建乡土中国的文学践行者

　　●聪明人都跑到城市去了

　　相宜：中国素来有隐士传统，您选择半年在海口工作岗位、半年在八景峒写作兼农耕，身心穿越于城乡之中，除了文化自觉外，知青的生活经历是否对此生活方式起了重要的影响？

　　韩少功：选择下乡，一是因为这儿环境很好，让我有条件接近自然和了解底层；二就是因为我熟悉这里，以前在这附近插队，来这里买过树、买过炭，买过竹子；三是我想摆脱一下在城市的应酬和会议，给自己节约一些时间。知青生活给我开了一扇认识乡土中国的窗口，但即便没有这个窗口，我可能也会要主动开一扇的。从性格上说，我比较能接受乡村的自由、散漫、宁静、简朴———虽然你在这里要多一些不便和艰苦。有一次打雷烧掉了我家五件电器，就是我下乡的代价之一。

　　相宜：可以说是您的精神原乡了。那么，当时您作为知青体验到的乡村人事与如今体验到的有根本性区别吗？

　　韩少功：根本性区别？没有。以前有善恶，现在还有。以前有贫富，现在也还有。乡下很多文化元素还是很传统，所谓“礼失求诸野”，在城市中已经消失了的东西，没想到在乡村还坚固地存在。比方这里的农民常说的一个词：“毋庸”。这个很古老、很典雅的词依然如故，可能延续了几千年。当然，三十年的时间差，前后会有很多不同。器物层面的变化最大，比如草鞋换成了皮鞋，电话减少了奔走相告。制度层面变化也很大，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家庭责任制，等等。

　　相宜：今天的中国土地的野生化、乡村精神的荒芜化至今走不出费孝通先生上世纪初的断言：“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的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您怎么看待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衰落？

　　韩少功：费孝通说的是完全正确的。城市的繁荣是以削弱、剥夺、损害乡村为前提的，用学术语言包装一下，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为前提的。它把乡村优秀的人才吸引了，那乡村怎么发展啊？农村的父母花了很多钱，把孩子培养到了高中毕业，然后孩子就去城里了，农村的投入变成了对城市的回报。这就是现象之一。其实这种现象也不光出现在城乡之间，也出现在我国东西部之间，出现在国际上富国与穷国之间。光有市场自由，结果肯定是两极分化。像欧盟，为什么德国越来越好？为什么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形势很糟糕？我在希腊问过一个司机。他笑着说，聪明的人都跑到德国去了，留下我们这些笨蛋在这里，这样经济怎么搞得好呢？他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忽略了的一个真相。

　　相宜：像全中国的人才也大多跑去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与边缘化中，您认为中国乡土重建的难度是什么？

　　韩少功：政府采取的办法只能从财政拿钱，反哺农村，调节分配，尽量地减少或者缓解这种不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欧盟现在只有欧盟市场，没有欧盟财政，没有财政反哺措施，那么欧盟前景如何实难预料。

　　财政反哺只能治标，政府拿钱来支持乡村的教育、医疗、交通、水利、生产，只是对两极分化的有限弥补，虽然很重要，也会有效果，但并不能使农业迅速变成朝阳产业，不能成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做到这一点，要有综合条件的配合，比如说有新的技术革命出现，用新的生物技术什么的，使农业的附加值突然变高，使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入。又比如说新的制度改革出现，改变了全球物产定价系统，使农业产品变得利丰，而工业产品变得利薄，那么农村就可以翻开新的一页了。可以肯定，在这些情况出现以前，在一张芯片仍然可以换几吨粮食的情况下，“三农”仍然是一个难题，欧美日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高招，基本上就是靠大量国家补贴加以维持。当然，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未来将如何，很难说。

　　●中国乡土重建需要乡绅

　　相宜：有论者提出今天乡土的重建需要的是乡绅这样的人物，乡村需要乡绅们的启蒙、凝聚与引领，恢复与重建乡村的伦理，从而改善土地荒芜、精神荒芜的现状，您已经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您就是重建乡土中国的文学践行者，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韩少功：乡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那时候行政体制太弱，县以下基本上是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国家财政无法支持乡、保、甲的组织成本，所以你说的乡绅，或者说乡村知识精英，就成了底层自治的核心力量。再加上一点家族体制，加上一点宗教体制，乡村的日常管理就这样凑合了。但现在不一样，我国的行政体制非常强大，一直延伸到基层的任何角落，因此乡绅的作用大大减少。乡村的知识精英也大多进城了，难以留下足够的人力资源。至于我，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住在乡下这件事完全不具备普遍性，虽然也会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一些事，但既不“乡”也非“绅”，只是一个冒牌货。

　　相宜：村民也会跟您这个知识分子聊聊天啊。

　　韩少功：那倒是。他们村里开会或乡里开会有时候也请我去参加。有时会请我讲讲课，会上门来商量一些事，但我介入的深度有限。比如农民“买码”的时候———就是热火朝天买私彩的时候，我劝阻多少次啊，但没人听我的。（笑）

　　相宜：那您认为您是乡绅，或者说希望成为乡绅么？

　　韩少功：当一个好乡绅也不错吧？但实际上我当不了的。

　　●书籍是治疗社会病的一味药

　　相宜：在乡村居住，读书写作却依然是您的主要生活，现在大多选择读什么书呢？

　　韩少功：读了这么多年，口味会越来越刁。其实“胃口”好的时候不多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与此同时，商业化的出版越来越滥，你去很多书店看一眼，那里可能百分之九十是泡沫，成功书、励志书、生意书，戏说书，东拼西凑乱七八糟的书占了很大比重。有个技术专家告诉我，现在连技术类的书都灌水了，因为要保护专利秘密啊，要互相防着啊，所以不像以前，要紧的技术环节都不会往书里写。有时候抱回一大堆，你最想知道的就是没法知道。

　　相宜：您还记得儿时印象深刻的一本书吗？

　　韩少功：我小时候特别迷收音机，初一时，省下伙食费买了本《怎么装收音机》，再买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自己动手装。还买过《趣味数学》。到了“文革”，大学不招生了，你的理工科没法往下学。学校有个图书馆，不知被什么人挖了一个洞。学校为了保护书籍，决定把所有的书转移，安排我们学生义务劳动。转移过程中，我和朋友们发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书，自己就偷偷打主意，暗中“踩点”。后来，我们就经常去那个藏书的地方，用课桌课椅搭成梯子，挖了个洞上天花板，再从天花板上进入书库的上方，再挖个洞下去，呵呵，开始不断地偷书。

　　相宜：是不是当时的偷书、读书行为让您开始对文学感兴趣了？

　　韩少功：那个年代，文学书籍不是太多，倒是物以稀为贵，对刚刚涉世的青少年当然很有吸引力。读书让人长见识，增加强你对人情世故、世间百态的了解，激动你的情绪，提供思想的自由，简直是青年人的精神节日。有些小说中描写爱情的几页，总是被翻黑了，翻毛了，这也是那个人性禁锢年代很特殊的青春现象。

　　相宜：现在什么书都有。

　　韩少功：当下，如何筛选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效的读书，需要找到好的情报渠道和排除方法，否则开卷不一定有益，而且可能有害。从更大的方面说，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文化创造力好像正在进入一个不是很旺盛的疲乏阶段和停滞阶段，没有某些历史时期的那种文化井喷，比如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比如公元十六世纪以后。

　　相宜：是不是因为生活太安逸了？

　　韩少功：这是一个原因。一个安康的社会一般都是平庸的社会。很多年轻人，你不能怪他们不读书，因为他们生活中没那么多问题迫使他们去寻找真理。有吃有喝，赚钱花钱，有小苦但没有大难，有小烦但没有大悲，生活就这么回事，实在没钱了就去“啃老”，那么还能有多少读书的动力？

　　相宜：您对当下青年的读书有何建议？应该读哪一类的书？

　　韩少功：只有对自己的生活提出问题的人，才需要读书，如果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问题，那与读书就会处于一种绝缘状态。就书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有一类是讲小道理的，比方说如何交朋友，如何求职，如何做IT，讲的都是“How to”，这是有关“术”的书。还有一类是有关“道”的书，追究大道理，引导你思考人生和思考社会，解答一个个重大的“Why”。我们提倡道术兼济，既不要当赚钱机器，也不要当空想家，心中想大事，手上做小事。当下，不仅是青年，大多读者都是比较功利化的，重术而不重道，似乎人生就是赚钱。但是近十年来，我国的忧郁症、焦虑症的人数翻了一倍，难道这样的问题还不严重？犯罪率和自杀率急剧升高，恐怖暴力事件匪夷所思，这样的社会和人生是有病的，只有发现了病，才会有对药的需求。书就是药。

　　采访手记

　　湖南。空气温热而潮湿，汽车起伏在绵延的山路上，眼前忽然呈现出一片空濛的重叠山水，这就是八景水库，韩少功隐居的“农舍”就在水边。

　　柴门亲启，身着粗麻布衣的韩少功迎我们走进这花果田园。幽深的石砌小道蜿蜒，左边是菜地，菜地坡上有成片的梓木；右边是竹林，竹林前方是开阔的花果园。无论是韩少功亲手用方石板叠成乘凉的桌椅，电线杆上为存储配件安置的饮料瓶；还是鸡圈里的接收无线信号的“大锅盖”，屋前的葡萄架、杨梅树、橘子林，雨后新生的小蘑菇；抑或是门前下地的解放鞋和房间里的橘色救生衣……触手而及，睁眼所视的是沉甸甸的乡村与自给自足的闲适和安宁。我摘下粉色的指甲花让淡淡的色泽渲染在指尖，我逗着门前慵懒的听说害怕生人的猫咪却惊喜于它主动搭在我手上的软软的小爪子，我期待收获时节果园菜地五彩斑斓的样子，想象着夏夜的蛙声蝉鸣中，熟落满地的杨梅，一颗一颗，韩少功在竹椅上静思……

　　一年中的一半时间生活在湖光山色中，韩少功无疑是幸福的，他从1968年下乡插队到1977年被湖南师范学院录取，再从2000年移居八景乡至今，加起来，他在农村生活已经20年了。评论家陈晓明曾经说“这个人在乡村呆了近十年，他从那里走出来，他的写作又不得不回到那里。那是他的生命和文学扎根的地方。”如今，韩少功乡居于此，他的生命从此真正扎根在乡土中国里。无论是在写作还是生活中，韩少功处处显示着对中国乡土的关切，作为智者，他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乡土，乡土的困境必须解决；作为仁者，他理解并愿意用一己之力帮助这片土地以及在此生活的人们；作为作者，他以行动参与乡村生活，纸笔是他最好的工具，有时也如“赶马的老三”“以一种万能的笑脸广结善缘”，看到愚昧会会心，看到智慧会会意，大智若愚。他的文学在水光山色中生长、在肥泥瘦土中深掘，繁茂出了一个独特的丰赡的精神世界。

　　相 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