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在写作这两部书的时候，很少受到文体的束缚，而是想着哪些事件、哪些观点用什么文体表达最方便、最合适。假如读者对这些看起来有点眼生的行文方式不大适应，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试验品来对待。对我来说可以自宽自慰的是，我按自己的思想，认真而诚恳地说出了想说的和该说的话。

　　应该说，写作过程中我切实体会到了多文体并用的便利之处，特别是遇到某种很难说清楚，或者很难说得生动活泼的观念和理论的时候，动用文学的手段比直接跳到前台去说教，效果要好得多。比如，《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中间，涉及西方流行了多年而中国人还鲜有所知的"动物福利"观念，我就用小说的方式虚构了一个中国失地农民，为了生计参与给活猪活牛灌水的勾当，最后通过自身的感受理解了"动物福利"到底怎么回事。我个人感觉这要比照搬西方人的条款有说服力。

　　其他的章节，如《盛宠时代》里的文婷、《狗年生意经》里的李立、《藏獒害怕人惦记》里的乌云、《秀亦成真》里的杨杨等人物，多次被读者甚至是圈内同行问及是否真有其人，听我说到他们完全是被虚构出来的，也跟你一样大吃一惊。我想，这种吃惊可能是因为的确有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穿插其中，如《宇宙A级通缉令》中的踏猫女人王珏、《内心生活的意义》中的作家严敬、《安德鲁可以瞑目》中的青年张小海等；也可能因为表现形式的变化较多样，如《禁狗时期的心情》采用了沉鱼、落雁两个网友QQ记录的方式，实际上完全是一篇对话体小说，《生态愤青小黄》的主体是主人公小黄为可可西里野牦牛队募捐的演讲稿，但不管是小黄本人还是他的演讲稿，也都完全出于虚构。而这两个章节一直被人以为是我直接从网上下载来的资料。

　　作为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虚构永远是不可或缺的手法之一，但无论如何它也只是诸多文学手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手法，更不是文学的全部。

　　记者：这两本书的写作有很多确切的事实在里面，但部分内容采取了虚构的写法，会不会对整个内容产生影响，虚构带来的过于戏剧性的冲突会不会造成一种自相矛盾？

　　蒋子丹：这就涉及了另一个话题。真正具有价值的虚构，即是文学的真实，文学的真实较之生活的真实应该更全面更概括，甚至是更高的真实。这要求有坚实的现实生活作为基础，不可能是关在书房里胡编乱造出来的。

　　前些时候北京有家报纸的记者采访时，曾经问我《动物档案》里的那些小动物故事是否属于纪实采写。我对他说，这都是一些短篇小说，虚构的成分很多，因为小动物不会说话，不能向我痛说家史。我在北京的那个动物收容基地看到它们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是告诉我，这只狗的主人吸毒，还让它吸；那只狗是被人从北海公园的湖中心救上来的；那只猫因为在主人床上撒尿被暴打并被遗弃……诸如此类。它们原来的主人到底姓甚名谁，是老是少，大部分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于是，我就得给它们安排各种各样年龄和身份的主人，富人、明星、流浪儿、老人、打工妹、单亲少年等，让它们曾经生活的场景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通过它们反映中国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对待动物的种种作为。可能是因为书名叫"档案"，这些小动物又个个都有照片，为了让其更像档案我还有意替它们编上了号码的缘故，不少读者还以为真的是些实录速写。

　　结果这个记者在报道时，很夸张地做了一个小标题称此书"内容虚构大于真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也可能成为一种误导。也许某只狗的身世是你想象的，但一定得是你根据生活里很多细节提炼的。就像那只漂亮小猫美眉，不必深究它的后腿是不是真被某个养鸽子的大爷为报复而砍断的，生活中因为养鸽子楼上楼下吵架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于酿出事故的事谁没有听说过？

　　为了达到文学的真实这样一种最能感动人的境界，写作者应该从潜意识中摆脱虚构与非虚构的观念控制。虚、实都是为我所用，在两者间跳跃、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比较自由的状态。自由的状态当然也是好的状态。

　　（注：本文由朴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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