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打点滴，“一针见血”难度很高 本报记者 宋金峪 实习生 张雄高 摄

　　“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郭迪教授，是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的开拓者和发育行为儿科的创始人，在他100岁生日的时候，他发表了“最幸福”的感言。

　　“最幸福的儿科医生”真如郭迪教授说的那么幸福吗？近日来，关于“中国急缺儿科医生”的传闻甚嚣尘上———“15年全国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人，缺口逾20万”，中国儿科医生是否真的进入了“没人想做”、“没钱可赚”的困局？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的调查发现，儿科医生培养年份长，承受压力大，回报却并没体现在收入上。业内人士表示，应该建立一个体制来体现儿科医生的技术含金量，从而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破解儿科医生少的难题。

　　家长要求高

　　医生压力大

　　儿科用药量少，科室收入比较低，工作量和风险也比较大，却没有体现在收入上。大医院招儿科医生的要求又高，动辄只要硕士博士

　　1983年，现任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儿科主任朱美华从医学院毕业后就选择了做儿科医生。回忆起当年的选择，她说很自然———那时无论选择哪个科室，工资都是54块，因为觉得儿科比较有成就感，看到孩子健康地出院“感觉很幸福”，朱美华当了儿科医生，而且一干就是28年。

　　可在最近的这些年里，朱美华才感觉到儿科医生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她坦言，工作的压力主要来自专业知识的提升和新病种的挑战，还有一部分来自家长，“现在都一个孩子，家长要求非常完美，医生必须做到100分，而且要药到病即除，但往往疾病的发展会有个过程，家属就不理解，有些凶险的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后期转危家长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自己是主任医生，所以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她丝毫不敢马虎，为此，她看每一个孩子都很仔细，都要花很长时间。她注意到，很多家长来看病的时候都会提到对之前的医院和某个医生不满。很多次，她都想告诉家长，只要坚持吃上个医生开的药，病也会好的。她说，正因为家长对儿科医生的过高要求，让儿科医生成了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现在年轻医生的圈内，不少人“谈儿色变”。深圳市福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医生表示，自己做过两年儿科医生，深知其中之苦。“儿科工作量比较大，收入却相对较低。很多大医院的儿科都亏本的……现在每家只生一个孩子，很多家长都要求给小孩比较好的医疗条件，很多都是直接去市级的儿童医院一类就医，所以市级的专科医院人员非常紧张。而孩子的病情表现很多都很类似，比如说发热。孩子又不会说，给诊断带来很多困难。治疗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病情延误甚至死亡。而且儿科用药量少，科室收入比较低，工作量和风险也比较大，却没有体现在收入上。大医院招儿科医生的要求又高，动辄只要硕士博士，谁会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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