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曝光的杨达才戴名表照片

雷政富 资料图

　　记者｜应 琛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为中国官员形象把了把脉。

　　“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处于高危状态，危机事件高发、易发，官员形象的形势更加严重，社会负面影响增多。”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表示，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发生了变化，官员形象、政府形象的维护都面临巨大挑战。

　　从“表哥”到“房叔”再到“不雅书记”，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让官员形象频频受损，并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一个日益开放的年代，官员形象越来越重要，它不仅关乎官员个人命运，更关系政府的公信力。

　　诚信感受被冲击

　　官员性丑闻事件，是指已婚官员涉违法的权色交易。

　　回顾2012年，原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绝不是第一个因为情色事件而下台的官员。从原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干部段一中、原河南省永城市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再到原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原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公安局局长齐放……官员性丑闻的清单可以被拉得很长。

　　据《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统计，2012 年经网络曝光影响较大的官员性丑闻事件近20 起。自11 月雷政富事件曝光后，性丑闻的曝光数量呈“井喷”态势，仅12 月至少曝光了10起恶性官员性丑闻。

　　“社会的关注焦点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官场的，二是涉及到情色的。性丑闻兼具这两方面的关注点和新闻价值。一旦发生，老百姓会猜想，其中是否涉及权色交易，官员官德是否有问题……”唐钧告诉记者，性丑闻确实是最容易激起民愤的一种危机。

　　同时，这些不雅事件往往还会牵出被曝光官员的一系列贪污腐败、违法违纪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被查出的贪官中95%有情妇，在领导干部中60%以上的腐败行径与“包二奶”有关。

　　报告还显示，网络已成为性丑闻曝光的主要渠道，主要方式有四种：“情妇翻脸”发帖，受害者曝光，媒体人曝光，内部人员曝光。许多网友戏称，这就是所谓的“反腐靠二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官员不雅事件处理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极具眼球效应的‘桃色新闻’引起舆论关注，从而形成‘社会倒逼’，从而导致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最终牵出官员的不法行为，将其拉下马。”唐钧说，随着社会倒逼的加剧，从官员不雅事件被曝光到官方公布处理结果的速度正越来越快。

　　其中，被网友戏称为“被秒杀的区委书记”雷政富，从视频曝光，到被免职接受调查，仅63小时，创了一个小小的纪录；而时隔8天，“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的单德增更是在事件被曝光的12个小时后，就丢了官位。

　　如此看来，性丑闻似乎成了2012 年官员下马最短的导火索。

　　“目前，我们正处于转轨期、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官员存在‘转型期不适应症’外，对公权力约束的制度建设在某些环节上仍有漏洞，可能引发官员的问题，也容易遭致公众的不信任。所以老百姓就采取一些‘倒逼’的方法，希望通过媒体和舆论，甚至不惜通过一些造谣传谣的方式，来给政府施加压力。”

　　研究表明，自由裁量权越大、掌握公共权力和资源越多的部门，官员的形象风险也越大，而且危机爆发后消除负面影响也越难。

　　无独有偶的是，中国社科院1月7日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

　　调查显示，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蓝皮书分析称，中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原因可能来自频发的公共事件，冲击了市民对社会的诚信感受。

　　但在唐钧看来，政府现在正越来越好地去回应了这种“倒逼”。他说：“今年，我们不断提出一个概念，官员形象危机的处理最根本是要做好信任管理。政府正在不断争取主动，来维持自己的权威性和对信息的主动发布，主动公开。多措并举：内部的制度要更好地监管防范，外部尽可能去做信息的公开透明，去做到标准化应对。”

　　从身上的“细胞”入手

　　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官员被网友放在放大镜下围观，官员的话语、穿衣、佩饰、表情备受公众关注，一不小心就会引发一场官员形象危机。

　　在唐钧看来，应对政府形象危机，首先也必须要从它的细胞——“官员”身上入手。原因在于，五大危机中，除“被假冒”外，其他四大危机从本质上讲还是官员自身所导致。

　　以“露巨富”为例，2012年8月以来，仅厅级干部被曝“露巨富”者已有4人。其所露巨富单件物品价格多在10多万元以上，作为个人有相当一部分金额过亿，远远超出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国目前人均月收入约为4000元，“表哥”杨达才一块价值25万元的金表便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5年的收入；我国人均住房面积约为36平方米，“房叔”蔡彬却拥有房产22套，总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巨大的差距，极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造成形象危机。

　　唐钧分析道：“作为行使公权力的特殊群体，官员穿戴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问题，还涉及社会层面。哪怕是合法来源，作为公务员，虽然法律上无禁止条文，但是从形象风险防治的角度，使用奢侈品确实会引发官员形象危机。一是脱离了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二是勾起了群众对于官员腐败问题的意见，三是容易激发群众对于官员行使公权力的质疑。”

　　除官员自己外，2012年官员亲属事件与往年相比也有上涨。官员配偶、子女的炫富行为以及违法乱纪行为，都引发群众对官员清廉形象的质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突出了社会“不平等”，它营造出“权力家庭化”、权力代际转移的错觉，造成民众的心理落差。

　　例如，“房妹”之父、原郑州二七区房管局局长翟振锋全家每人双户口、名下共29套房，被立案调查、被刑拘。

　　唐钧表示，对官员财产的“人肉搜索”，在国外被称作是“扒粪”，其行为说明了现在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可以说，网友在扒粪过程中存在“扒粪”手段的无限度使用和“扒粪”内容的无限度揭露的情形。

　　“但由于部分公众的‘有罪假设’心态，加上官员形象解释度偏低，无法进行有效的举证倒置。因此，媒体和公众在揭露官员问题时，会存在夸大事件、造谣、传播谣言等行为。这些虽与官员自身没有过多联系，但却在客观上加重了官员的形象危机，滋生了信任危机。”唐钧补充道，“所以，报告中写的不是露富而是露巨富。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官员戴一块一两万的表，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天换一块，或者戴个四五十万的，那‘有问题’的概率就很大了。”

　　“风险地图”可供自查

　　应该说，当政府直面公众时，公众也在博弈政府，这时就产生了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的碰撞。

　　从深层次来看，官员形象的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背离官员形象的不当言行导致的危机：官员的违法违规和不妥当的言行举止，极易引发公众的愤怒和“扒粪”的热情。二是公众社会心态偏差导致的官员形象危机：部门职能的差别导致了官员行为的区别，服务部门是热情服务，执法部门却是严格执法，如果解释的程度和效果不佳，容易导致极少数群众对于执法部门官员产生形象偏差的思维定势。类似警察、城管这样的执法部门，其实质是对违法当事人的直接打击和对合法群众的间接服务，而不是一律的微笑服务。

　　同时，政府形象存在着“得分难”、“失分易”的特征；而民意思维存在着主观判断严重、非主流意识抬头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若要提升形象，则需积极引领社会和公众，学会如何去妥善协调纠纷和矛盾。

　　“我们制作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对这些危机的规律加以总结，把‘病根’找出来，并根据规律给出具体的改进方案。”唐钧说。

　　自2011年以来，突发公共事件、行业负面新闻、官员丑闻等形象危机日益增多，唐钧希望这个报告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个醒，成为他们自检自查的“体检单”，让他们可以根据“处方”所列清单来对症下药，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而非教科书的作用。

　　唐钧介绍，例如这份报告的第三部分，“我们制作了‘官员形象风险地图’，把近年来官员形象方面频发且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危机事件，分门别类地概括和罗列出来。如违法犯罪类事件，常见的危机有贪污、受贿、渎职、致他人死亡、让他人顶罪等；行政问责类事件，常见的危机包括行为不当、应对不当、作风懈怠等。在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报告(官员篇)》中，我们还总结出了分类别的官员形象风险地图，并且逐年更新。”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相关部门、官员了解到，官员形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从而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唐钧强调，“我们之所以列举五类高危群体，也并不是为了去批评某个部门、某个群体。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点小警告，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从而自检自查自开药方。”

　　同时，唐钧也为官员形象危机开出了处方：“严肃惩治问题官员是克服官员问题的根本。近年来我国政府对问题官员的查处力度不断加大。但仍然存在恶化官员形象危机的问题。例如：极少数事件查处速度偏慢，惩治力度不足，极少数机关对官员考核不严，存在着少数‘边腐边升、边升边腐’等问题。因此，为了扭转官员形象的高危风险，我建议，加快处理速度；加大惩治力度；完善日常考核；杜绝信任危机。”

　　此外，唐钧还表示，妥善的公关是应对形象危机的必要措施。“政府的相关部门要积极回应问题，善于引导舆论，勇于亡羊补牢，提高社会理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