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交易

但万科集团与成都“哈尔滨帮”扯上关系，多少让人有些意外。2009年以前，万科拿地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土地招拍挂。这种坚持一方面保证万科了拿到熟地就开发的模式，但也面临土地成本高、获取土地的难题。

郁亮担任万科总裁之后，风格有所转变，财务出身的郁亮看重财务指标，对下增加业绩压力，万科各分部也有了较多自主权，拿地方式开始尝试多元化路线，其中就包括合作拿地、土地整理、新城镇开发、旧城改造等方式。四川房地产圈的人感叹说：“连万科都考虑（拿地）出路，这是逼良为娼的过程。”

2010年，与“地主”合作，成为万科拿地的一种常见方式。但万科为何选择成都同泰这样的“非专业公司”，且通过控股的方式合作？

一位当地房地产界人士分析说，一些特殊地块需要与有政府关系的公司合作，才可以顺利拿到。同时，这还有助于降低拿地成本。而用股权收购方式，不易被察觉。

他推测，有当地高官人脉的成都同泰，在万科入股之前，应该已就五龙山项目的6100亩土地打包与新都区政府签订了土地一级开发协议。

所谓土地一级开发，是指土地出让前的运作方式，将“生地”变为“熟地”，达到可以出让的“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标准。在大多数城市，主要是由政府来操作，也有政府委托企业运作，政府负责管理和监督，或者由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性质的土地储备机构来做。

土地一级开发环节，企业需要一级土地开发的资质，开发的成本包括征地补偿、土地平整、道路、自来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通常，负责土地一级开发的企业愿意拿地，进行“土地一二级联动开发”，在获得一级开发的收益之后，继续获取二级开发的巨大收益。这需要良好的政府关系。

成都同泰号称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际到位资本只有200万元，远远不足以操盘一个如此土地体量的大盘项目。它需要找一个有资金实力和开发能力的合作伙伴。万科看好五龙山项目，却无政府资源及拿地渠道。双方的合作也算顺理成章。如此，成都同泰就成为“倒手土地”的“中介公司”，成都万科是真正的土地买家。

但是，作为上市公司的万科，不方便直接拿钱来买这个“拿地能力”，控股成都同泰就是个好的选择。

成都同泰的实际控制人为不露痕迹地获得好处，对项目及公司的安排也是破费周章。洋浦同泰和王亮将80%的股权转让给成都万科时，五龙山项目的土地资产并不在同泰公司内。2010年5月6日，五龙山项目两幅地块拍卖时，是被成都同泰公司与DYLAN公司的联合体以底价拍下的。

在项目进入实际开发之后，作为项目股东的成都同泰及DYLAN公司即实际拥有五龙山项目的资产及收益。这时，如果成都万科再对成都同泰其余的20%股权(由洋浦同泰所持)进行收购，原始股东将获得极为丰厚的回报。据当地业内人士流传，这笔“中介费”达数亿元之巨。

也就是说，这一过程中，成都同泰主要是凭借政府关系，就拿到巨额收益。

需要一提的是，成都同泰目前的第二股东洋浦同泰，注册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业内人士认为，成立这个公司的主要的目是利用其诸多税收优惠政策避税。

李春城案发

2012年8月，时任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工投）党委书记、董事长的戴晓明，被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调查。成都工投官方网站显示：该公司于2001年8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亿元，是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非融资担保、资产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工业地产、招商、咨询服务和物业管理。

最近几年来，成都市相继成立多个平台公司，成都工投是其中之一。2007年底，受中共成都市委委派，戴晓明出任成都工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目前就戴晓明的涉案情况，官方仍未发布正式消息。

当地投资圈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戴案与李春城案并无明显交集，戴本人与李春城亦无特别紧密关系。戴的“落马”与成都工投位于新都区的一处工业园区有关，该园区的一起拆迁纠纷引爆土地案线索，致其案发。戴晓明进去后，既有对抗，亦有检举，其中即包括与新都土地有关的其他线索。9月底，成都市新都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毛一新被市纪委带走调查。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春城以四川省委副书记身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早在中共十六大时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十七大上落选，此番再度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外界普遍预测其仕途还将上行。

李春城在成都工作12年，担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11年。成都GDP高速增长，城市面貌急剧变化，并在全国率先试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他的政绩有目共睹。其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也算顺理成章。

然而，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成都地产界即传出史振华被调查的消息。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史振华被查没过几天，李春城的秘书陈斌也被带走接受调查。

12月3日，四川省委常委会内部通报了李春城接受调查的消息。而李春城已于前一天被带离成都。三天后，中央纪委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财新记者采访获悉，李春城的案发，源自成都党政系统内官员向北京提供的举报线索。

这些举报碰到了好时机。十八大之后，一方面地方上的人事调整继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包括“网络反腐”在内的新气象，民间对高层反腐寄予厚望。

一年前，李春城由成都市委书记升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时，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告别讲话，颇为动情。案件发生后，不少当地公务员在对他的命运跌宕颇为感慨。

多位李春城的副手及和李有交集的房地产商，曾被约去谈话，然后又陆续放出。但成都的氛围已不复以往。“现在形势不明朗，感觉政府的人没人干活了，我几百亩地的项目因此搁浅在那里。”一位房地产商感叹。

一位熟悉四川政坛的人士感慨说，“不知道春城有没有留意过一副对联”，这幅对联悬挂于成都著名景点武侯祠，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本文见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49期 记者王端对此文亦有贡献

• 上一页
• 1
• 2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