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实名举报。

    其实，早在7月5日，《经济参考报》就已经披露了华润集团高管在并购时故意放水，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次，报道此新闻的记者以个人名义在微博上公开举报，其实就是想借助微博这个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来推进案件的进展。

    据统计，自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结束后，实名公开举报密集程度堪称空前。尤其是刚开完会的第一个月，就出现了至少9起实名举报案例。今年刚过半，媒体曝光的网络实名举报官员案例也达到了8起。由此落马的高官不在少数，最典型的是《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公开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在数月后，刘应声落马。实名公开举报的增多，可说是喜忧参半，值得我们警惕。

    从公民责任和担当的角度而言，实名公开举报的增多，无疑是好事。

    首先，如果举报不实，就可能承担诬告陷害、诽谤等刑事责任。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申诉、控告、检举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所以，这些实名公开举报的公民并非是无事生非，故意给官员脸上抹黑，我相信他们是为了正义的实现。

    其次，实名公开举报的公民，随时要承担来自或者明或者暗的打击报复。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原河南省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为报复、陷害举报人张文秀，派公安人员赴北京抓捕到中纪委告状的张文秀，并指示公安人员欺骗北京警方，称张文秀“是到北京搞爆炸的”；山西稷山县三位干部举报县委书记，被以“诽谤罪”逮捕、判刑。种种迹象表示，举报是高风险的行为，实名公开举报更是险上加险。王文志也写到，“这样的实名举报背后可能给自己及家人带来巨大的风险”，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这样做，正反映了我们社会已经成长了一批有胆识、有担当，具有社会责任心的好公民。

    按道理说，即便要实名举报，也无须在媒体上公开实名举报，可以到纪检检察机关实名举报，如此，有关机关将为他们保密，减少被打击报复的风险。那么，他们为何一意孤行要到媒体上实名公开举报呢？也许，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许多实名举报的案件，最终在一些地方的纪检检察机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是不了了之。所以，这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宁愿冒着遭受打击报复的风险，也要在媒体上实名举报，以引发公众的关注，借助媒体和公众的力量，来督促纪检检察机关调查案件。

    如果不公开的实名举报能取得同样效果，那人们何苦冒打击报复的风险？当人们都信任不公开的实名举报时，我们的法治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纪检检察机关必须真正做到有案必查，查案必严，增强公民们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