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大焕

　　今年以来，官员尤其是高官频频落马的消息引人注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刚被双规不久，十七届三中全会公布了对原中央委员于幼军的处理意见，紧接着，前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朱志刚日前又被双规。除了以上部级高官，这两天媒体还相继报道了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分别因受贿600多万元和过亿元一审被判死缓和死刑的消息；而地方厅局级官员的异常事件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披露——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在法国考察称病拒归；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据传在法国考察时“会友”后失踪……

　　高官落马或失踪事件，并非始自今日，我们很容易开出一串“前仆”者的名单：李嘉廷、胡长清、成克杰、程维高、刘方仁、郑筱萸……今天的曝光和惩处密度及官员职务有大于以前的迹象，说明中央反腐的力度在加强，也同时有可能说明腐败分子手中权力的含金量更大了，腐败的“诱惑”也更强了。我不相信腐败官员在腐败时不知腐败为腐败，也不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失踪”之后不黯然回首这一片曾经养育他的热土以及仍在这片热土上生息的亲友们。

　　但“前腐后继”仍在令人痛心地发生着。一位法制报社的记者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一位同事更神奇，他采访过的厅级、副部级官员中，大半落马，被誉为“高官杀手”。它不得不让人再一次审视权力的含金量及其背后的利益输送渠道。此前有媒体报道，于幼军涉嫌在担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姜人杰的受贿则与其分管土地、城建等直接相关；朱志刚的涉案，据悉与其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其直系亲属以极低价购买房产有关；而一笔由王益亲自审批的25亿元巨额贷款有违规操作嫌疑，正当用途只有2亿多，其余款项去向不明。官员手中的权力“含金量”之大，一次使用，动辄数以亿计！而其背后的利益输送和“关联交易”，虽然貌似复杂其实也很明显，都是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从商。

　　简单地禁止官员亲属从商，从而斩断“权力—利益”输送链条并不现实，但通过要素市场化和减少审批管制环节，大幅度降低权力含金量，却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早在多年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断言：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可以减少50%。然而这么多年来，内地企业的政府关系成本仍然高得惊人，而在土地规划与审批等过程中，一级土地的政府垄断又倒下了多少“土地官”、“财神爷”！。

　　另一方面，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公开制度，已经普遍被世界各国视为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利器，内地这方面的呼吁也一直存在，国家层面也偶有呼应，但多年来始终未有实质性动作。如果此项制度出台，并且像中国香港一样严厉执行，该会挽救多少官员，让他们不必如丧家犬似的“叛众离亲”，得以安享天伦之乐啊！

　　此外，官员离职退休后的待遇问题，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现在是官员在任时呼风唤雨，各种显性隐性的待遇非常优越，一旦离职或退休则“泯然众人矣”，巨大的落差使得其中一些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不长的在任时间里疯狂敛财，为日后积累“退休资本”。不妨学习香港高官的期满约金制度：任期满了，没有问题，给予丰厚的期满约金。若日后还发现问题，则可以追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