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子成为旧照片，当旧照片成为回忆，定格在老相馆里的那些旧时光就这么远去。

　　“人生几十年，忙忙碌碌。当时学摄影只是为了谋生，但是这期间发生的变化和故事，现在回味起来却很有‘味’。”86岁的王进松老人是海口福容相馆的“老掌柜”。12月25日，当他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这家从父辈起就开始用心经营的近百年的老相馆时，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从有胶片到没胶片，从国营相馆到私人承包，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在他皱纹里的浅笑中就这么舒展开来。

　　文昌相馆迁往府城

　　王进松的父亲是文昌人，早年去南洋谋生当学徒，学过厨师、做过面包，当过牙医，还修理过汽车。后来在一个日本人开的照相馆中当学徒后，就将所有的积蓄与漂洋过海学到的拍照技术带回了家乡。

　　民国时期，福容相馆就开在文昌县城里。“福容”二字，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寓意，也有“福气”的情感寄托。“小时候听父亲提起，这是当时文昌中学一位老校长给起的名字，父亲觉得好，我们一直用到现在。”王进松说。

　　1939年前后，日军侵占海南岛后，为了躲避战乱，福容相馆一度停业。

　　1949年解放前夕，王进松举家迁到了海口府城，并不宽裕的家境和父亲日渐衰弱的身体，让王进松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的重担，福容相馆再次开业。

　　顾客排队到“天安门”拍照

　　解放后，照相馆的日子迎来了一缕明媚。

　　1950年代，在“一化三改造”中，福荣相馆也紧跟时代步伐，被并入琼山饮食服务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我们的公司有食堂、理发店、茶店，但是照相馆的生意是最红火的，比百货公司还风光。”王进松说，解放初期，福容相馆是海口为数不多的照相馆，其他市县更加稀少。他经常扛着相机骑着自行车下乡拍照，各个市县的乡镇都有他的足迹。想拍照的人，多是中学的学生和部队的官兵。“当时我们照相馆上缴的利润最多，管我们的经理风光，我们也跟着风光，一个月拿到了56.13元的工资！”

　　在王进松的记忆中，有一个“大场面”至今让他难以忘怀。那是一次海南军校教导大队的开业典礼，需要一名摄影师为1000多名官兵们拍集体照。

　　1960年代，福容相馆里开始迎来“大手牵着小手”来拍全家福的顾客。“当时来拍照的人都是排着长队，要等待叫号的，十分热闹。”王进松回忆，最受欢迎的布景是“天安门”，一家三口就站在“天安门”前合影，在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下，幸福像花儿一样在瞬间定格。

　　数码技术：有冲击，也可减负

　　1978年改革开放后，王进松与儿子王升便将相馆承包，转为私人经营,后又迁址到海南中学附近的大路街。在这短短的30年间，社会发展的年轮似乎按下了“加快键”：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从傻瓜相机到数码相机，从暗房冲印到电脑冲印，一切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眼里都显得太快了。

　　1970年代，天南海北来海南当兵的海军、陆军，也成为福荣相馆的常客。至今，在福荣相馆里仍摆放着一张2寸大小的年轻水兵照。年轻的水兵身着浅蓝色的海军制服，浓密的眉毛下，双眼坚毅地望着远方。”这张照片当时代表广东省被选送到北京的中国人像摄影展展出过！”王进松激动地告诉记者，像这样的部队官兵来拍照是常事，每一年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官兵退伍，需要拍摄退伍照。

　　“部队的军人最爱的是有椰子树的布景。”王进松说，军人们偏爱在椰子树下拍一张飒爽英姿的军人照，寄给远方的亲人，报平安。

　　1980、90年代，受到港台沙龙摄影的影响，很多年轻的姑娘也争相走进了照相馆拍“艺术照”。“说是艺术照，但其实就是整洁为主，也没有花哨的衣服，精心地化妆。”王升说，附近海南中学不少学生当时也过来拍“学士照”，身穿学士服，头戴学士帽，手里卷个书本，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

　　1990年代，傻瓜相机开始出现，有条件的家庭自配相机，福容相馆迎来很多来冲洗照片的顾客，照相馆的照相功能日渐弱化。2000年至今，数码相机及智能手机、高清像素相机出现，“自拍”更是代替了进照相馆拍照的“讲究”。

　　“以前人家老说，开照相馆既要身体好，又要技术过关。”王进松说，最辛苦的是在暗房里冲底片，时间久了要“过火”，时间少了反差又不够，洗出来的照片没有层次感。而如今，王进松认为，数码相机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对我们老照相馆的生意来说虽然有一定的冲击，但是从技术上来讲是一种减负。”王进松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儿子王升说，现在开照相馆比以前舒服多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科技进步，就像下雨就要打伞一样自然，“跟着时代走，做生意，不需要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