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尊重人才，不必非要等到有现实的需要才拼命招揽，平日里就应当加强培养，营造一种人人上进的社会氛围，造成人才全面发展的有效环境。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到了需要人才的时候，就不必像秦穆公那样东挪西借，南招北揽了。

　　尊重人才须落到实处

　　魏文侯之后，魏武侯继位。一次魏武侯和吴起同乘一船游览。武侯夸赞自己国家的山川险要，足以成为国家的屏障。吴起却告诫他说：“国家真正的屏障，在德而不在险。山川虽然险要，如果统治者不好好治理国家，只图自己享受，恩泽不及于民。不要说山川外面的敌人会来攻打，就是船上的人，也都会成为敌人。灭亡不必等到他国强大的军队来攻破险要的山川。”这就是说下面一段话语的意思。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资治通鉴》卷一）

　　《资治通鉴》卷一又记载说：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资治通鉴》卷一）

　　魏武侯以田文为宰相，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我想和你比比功劳，看看谁更有资格作宰相。”田文说：“行呵，你说说看。”吴起就说：“统帅三军，使士卒都甘心效死，令敌国不敢窥视，您和我谁更强呢？”田文说：“我当然不如您。”吴起接着说：“治理百官，使万民亲附，为国家增加财富与物资，您和我谁强？”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说：“镇守河西之地，使秦国不敢窥视，韩国和赵国都像宾客跟从主人一样跟随魏国，您和我谁更强些？”田文说：“肯定是您强呵！”吴起就此说道：“这三个重大的方面您都不及我，为什么您却位在我上，我反倒要听命于您呢？”田文说：“君主年少，而且刚刚登基，国人心存猜疑，大臣还没有真心拥戴，老百姓也还没有真正信服。当此之时，您觉得是您作宰相更合适呢，还是我作宰相更合适？”吴起沉默了一阵儿之后说：“还是您作比较合适些。”

　　我在这里得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里的田文，不是齐国的公子，就是说，他不是那位孟尝君。孟尝君也叫田文，但司马迁在《孟尝君列传》中没有提及他在魏国作宰相的事情。他确实没有到魏国作过宰相，而《吕氏春秋》则记载此人叫“商文”。有关这个人的详细情况虽然不很明了，但是肯定在当时是人心指数很高的，否则吴起肯定不会最后被折服。以吴起上述功绩和能力，当一个宰相本来富富有余，但却最后认定田文确实比自己更合适。如此看来，吴起也是能知大体、识时务之人。田文不久就死了，接任宰相的不是吴起，而是公叔痤。公叔嫉贤妒能，陷害吴起。吴起害怕祸及于身，于是跑到楚国去了。到了楚国以后，楚悼王马上任命吴起作了宰相。吴起立即在楚国实行改革，申明法令、淘汰冗官、抚养战斗之士，楚国形势大变。接着就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兼并了陈、蔡两国，并且抵住了韩、赵、魏的联合进攻，又打败了西方的强大秦国。一时间，各个诸侯国都非常惧怕楚国。

　　因为吴起在变法过程中，伤及了贵戚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准备一起对付吴起。等到楚悼王一死，吴起的保护伞没了，宗室和大臣们一起作乱，进攻吴起，吴起无处可逃，最后就伏在了楚悼王的尸体上。但是依然没能幸免，众人向吴起射箭，并用长兵器戳穿吴起的身体，连楚悼王的尸体都被刺中了。后来太子继位，又把这些射杀吴起并伤及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杀掉了。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因为射杀吴起而被灭宗族的楚国贵戚，共有七十余家。

　　吴起一生，功名心极重，也确实有超越一般人的建功立业的本领。这是战国时代所迫切需要的，但是因为太急切的追求，反倒丧了性命。他若能稍缓一下，顾及一下可能的阻力和危害，可能情况就会有所变化，而且楚国也可能继续强大下去。但是，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战国的环境，既是使吴起成为英雄的充足理由，同时也是吴起遭受杀身之祸的客观根据。

　　综合以上所讲，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魏文侯眼界比当时的诸侯更开阔，意识也相对超前，他以虚怀纳士的精神，收拢了很多人才，使得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之初最有名望和影响力最大的诸侯。但是，魏国的继承者们，没有认清当时的形势，更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见力，加上缺乏魏文侯那样的人格魅力和控制全局的能力，魏国开始渐渐不如从前。吴起遭受陷害而出走楚国的事实，表明魏国的风气已经变坏。所以，魏国的霸主地位没有维持下去，在齐、赵、楚、秦等国相继崛起之后，反倒渐渐衰落下去了。

　　人才之争是战国时期的主调，包括后来张仪的两度相秦，苏秦身背六国相印等，都能集中地反映这一事实。其实人才之争，早在春秋时代已经隆重登场，后来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回忆说：“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傒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谁得到人才多，谁就会占据非常有利的先导地位，谁没有很好地发现、尊重和使用人才，谁就会失去机会。所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在总结当时晋国强盛而楚国没有及时强大起来的原因时指出：“虽楚有才，晋实用之。”楚国虽然有人才，但是都跑到晋国，给晋国效命去了。在人才的争夺战中，楚国当时显然是失败者。

　　我顺便给大家说一段有趣的经历。有一次我和华中师范大学的朋友何卓恩教授，一起陪同台湾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韦政通先生泛舟武汉东湖，撑船的是一位年纪五十岁多一点的老太太。船在行驶中，很远处出现一块石碑。老太太问我们能不能看清是什么字，我看清了，告诉她说是“惟楚有才”。她说对了，就是讲只有我们湖北这里有人才。我马上接住话茬告诉她说：老太太，您懂得不少，但说法有误。这句话出自《左传》，意思是楚国虽然有人才，但是都跑去给晋国卖命了。她听了以后马上说：“那不跟现在一样。”她的意思是在讲湖北省和我们国家的人才外流的情况。韦先生听了以后马上说：“赏！”于是就拿出十元钱的硬币给了这个老太太。老太太这次撑船的价格也只有五元钱。但是这种奖赏绝对是值得的，我们的民众，要是都有这位老太太的学养和对现实的观察力，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的水平，就会提高一大截。她只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但是她的身上却充满对知识的渴求。同时，这件事情也体现了老太太对国家民族的关心，仅此一点，就足以受到必要的奖赏。

　　我在这里顺便给大家矫正一个偏失，这里有很多湖南的学生可能在长沙的岳麓书院里，看到过一幅对联，对联上赫然写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八个惊心动魄的大字。什么意思，一般的解法是：“只有楚国盛产人才，而这里（指岳麓书院）则更是人才云集。”其实这个解法有问题。这里的“惟”不是只有的意思，而是一个语气词，与下面的“于”一样。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字去掉，而丝毫不影响文意。但是去掉之后，语气却不充分，力度不够了，读起来气脉不顺。“于斯为盛”，是《论语》《泰伯》篇中的话语。孔子说到尧舜的时代，人才非常兴盛，济济一堂，使用了这个词汇。《论语》中的“于斯为盛”，是“那个时候人才最兴盛”的意思。岳麓书院的那幅对联，把“那个时候”转换成了“这个地方”，使用了乾坤大挪移的方法，巧妙地发挥了华夏汉语在表达方面的机动灵活性，可谓一大创举。不过楚国确实有人才，但不是只有楚地才有人才。岳麓书院确实是人才的渊薮，这一点却是名副其实。

　　岳麓书院（资料图）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大战，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光景？背后的原因乃是对土地、人民争夺的利益需要。没有这种现实的需要，大家就不会那样看重人才。这正是中国政治功利性强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且经常是时代需要军政人才，就仅以擅长军政者为人才；时代需要经济管理人才，就仅以经济管理者为人才；时代需要发展科技，又仅以具有科技能力的人为人才。这种功力主义的人才态度，只会解决一时的需要，不可能造成长久的发展之势。

　　就招揽人才本身，也不能光引进而不重视有效地使用。必须把人才安放到适合他的位置上，这样他才能发挥有效地作用。招揽人才，只是第一步，徒有爱才虚名，不会使用人才，或者只是把他招来，却不给他派用场，那这个国家连人才市场都算不上，只能算人才仓库。更严重的，就是把人才招来后都闲置在那里，又不放人家走，那就成了监禁人才。这样的国家，慢慢就会成为人才的监狱。

　　所以，光是招引人才，那是图虚名。建设国家，需要务实，玩虚华的没用。

　　真正尊重人才，不必非要等到有现实的需要才拼命招揽，平日里就应当加强培养，营造一种人人上进的社会氛围，造成人才全面发展的有效环境。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到了需要人才的时候，就不必像秦穆公那样东挪西借，南招北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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