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

　　魏文侯敬待老师的深远意义被后人严重忽视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他们也许对得起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对不起中华民族。习惯一旦形成，改造起来就会异常艰难。尽管后世的儒家学者们极尽努力，终于没有能够挽回。我不妨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程颐

　　北宋时期的苏东坡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同时代的程颐却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很讨厌程颐，因为他是理学家，他主张要坚定人生操守，要限制感性生活的欲求。大家虽然讨厌程颐，却都喜欢苏轼，因为他豪放，活得潇洒！程颐是宋哲宗皇帝的老师，原来老师给皇帝讲课都在一边站着，到程颐这里改了规矩：老师坐着，皇帝站着。这是恢复先秦孔孟时代的历史性创举，这是真正伟大的、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

　　老师因为地位崇高，不可侵犯，才敢于、并且有资格批评君王，斥责君王，匡正他那已经偏斜并且随时还可能继续偏斜下去的良心！老师可以监督中国政治，矫正它的偏失，阻遏它向邪恶的方向发展。这是孔子确立师道尊严最为重大的意义，很多文人墨客根本就看不懂这一点。苏东坡虽然是传世的大文豪，但他根本看不懂这一点，以为程颐是在故意抬高自己，对君王不敬。后世的文人墨客，也跟着胡乱的评头品足，说程颐疯癫，苏轼豁达。老师不受尊重，老师一旦没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所不敢也不能轻易触碰的地位和保障，承载中国文化的圣道，就会因此而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以道抗势的可能性，也就跟着自动丧失。统治者，甚至各级各类的官员们，就可以随便凌驾于知识分子和社会公平正义之上。等到民众遭受无休止、无边界的欺压剥削的时候，再来大呼小叫地抱怨官府和官员，时机已经来不及。因为没有定下尊师的合理规矩，临机也就无计可施了。

　　魏文侯敬待老师，继续春秋未绝的传统，开了战国时代一个很好的片头。可惜中国历史这部大剧，在向后的不断上演过程中，被贪功求利的混账官员们破坏掉了。这就使得后来历史中的皇帝，不再把老师放在心上，而是把老师也当成了他的奴仆使用，就好像把他父亲当成佣人来使用一样。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的说法，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子夏请到自己的身边，子夏向他传授了必要的经典知识。实际上他真的是魏文侯的老师，而不仅仅是一位魏文侯以师礼待之的社会贤达。

　　魏文侯的时代，老师在整个中国的不同诸侯国中，都普遍受到礼遇和重看。文侯之孙，就是梁惠王，曾经受到孟子亲切的教诲，孟子告诉他不要整天把利益挂在嘴边上，心里要装载仁义。尽管梁惠王以各种理由推托，并不接受孟子王道政治的主张，但对孟子却是礼敬有加，因为孟子是老师！老师是绝对不可以慢待，更不可以迫害的！

　　孟子见梁惠王（资料图）

　　实际上，有关这一点，就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也不懂。他对于孟子对待齐宣王招而不致，行而不辞，大放厥词说：“愚恐后世挟其有以骄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以自况。”这是司马光在其所著《疑孟》中的话语。从其所著的篇名就可以看出，他要怀疑孟子。司马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孟子面对君王之招，可以不应，离开又不向君王告辞，有失尊君之礼，不值得提倡。如果提倡孟子这样的做法，后世的臣子们就会以此为借口，骄傲地慢待君王，而那些无所事事，只贪图官位和利禄的人们，也会援引孟子的做法作为参照，仿佛他们的行为有至高无上的根据一样。”南宋大儒胡五峰先生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

　　“师严，然后道尊，贵贱一也。孟子于齐王，有师道焉，未闻有官守言责也。夫官守于一职，言责于一事，职修事行，则有功而受赏；出守忘责，则有过而受罚。可程，可督，受之于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发之；君所未有，而已与之，提携其善，増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师也。孰敢官之而责以言哉？故齐王于孟子，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拟议者，以孟子有师德而师道固然也。司马子曰：‘愚恐后世挟其有以骄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以自况。’是不识孟氏心而未知所以为师耳。噫！自秦汉以来，师傅道绝，朝廷乏仪，大抵皆袭嬴氏尊君抑臣之故，无三代之遗风久矣。司马子习于世俗，溺于近闻，譬之安于培塿者，骤窥泰山，乌得不惊且疑乎？”（胡宏《释疑孟》，见王立新点校本《胡宏著作两种》第277页，岳麓书社2008年9月出版。）

　　这是胡五峰先生针对司马光的说法所提出的批评和矫正，文字出自胡五峰先生的《释疑孟》这部著作中。很显然，书名就是针对司马光对孟子的误解所作的矫正。

　　胡五峰先生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老师有尊严（包括社会对其尊重的保护和自身对自身尊严的维护），文明之道、仁义之道、社会公道才会被世人看重。如果孟子轻看自己，凡事都以君王为重，那么承载中华文明的大道，就会因此被看轻。如果你是一个官员，你的来去就都得向君王交待。但是即便如此，一旦君王只凭自己的好恶判断和处置问题，不能使为官者尽到职守，那么官员也可以脱身离去，但必须要向君王交待，而后辞行，因为你是他的下属，你不仅要遵守上下等级的礼仪规范，而且还要表明自己的来去明白。坦坦荡荡的来，光明磊落的去。但这是官员，也就是君主的臣下的做法。孟子不是齐宣王的臣下，是他的老师，曾经为他解答很多重大的人生和行政的疑难问题。他的职任是陶冶君王之心，教其改邪归正，他不受命于君王，君王反倒应该受命于他。他的来去行止，既不受制于君王，也不必受制于君王。他完全可以“恕不奉告！”君王招他，他不必来；他要离去，君王也没有理由和资格阻止他！

　　胡五峰说司马光既不理解孟子的深远用心，又不通晓老师的真正含义，所以才做出了上面的似是而非的判断。那么像司马光这样的大贤人，为什么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呢？原因在于自打秦汉以来，师道被毁弃了。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定型，天下只知道尊君，而不知敬师。朝廷不再设立对老师的至高无上的待敬礼仪，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了。这都是从秦始皇开始强调君主至高无上、至尊无比的历史恶果。司马光虽然是大贤者，但因为久处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习染成了自然，冷不丁的看到孟子这样对待君王，以为不合乎人世的通行之礼，于是怀疑起孟子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就好像一个长期生活在小土包边上的人，忽然看到雄峻的高山一样，惊呆了！吓傻了！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比土包还高大的山峰呢！

　　各位，我并没有把问题拉远，因为我们学习历史，绝对不是仅仅为了知道几个故事。当然，知道几个故事，总比不知道好些。学习历史，是要增长见识，增加知识。但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仅只是最基础的一小部分。仅仅满足于这小部分，你就不会真有大的长进，历史就差不多等于白学。这样学历史，就差不多等于玩物丧志。把历史仅仅当成一点过去的知识，这是对历史的亵渎。这样去学历史，对人生也没多大益处。

　　君王或者其他任何权力拥有者，都不可以随意使唤老师。作老师的，也不可以随便去当官，因为那不是提高身份，而是降低尊严！非有特殊的需要，一定要出仕解决生民、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则断不可以随便出来做官。尤其不可以为了功名利禄的原因出来做官，这是作老师的大忌。老师是不可以随便被摆弄的，处长、省长、宰相都不应该比老师的地位高。这是夏、商、周的优良传统，到春秋和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被废弃，所以魏文侯还能承袭这一传统，这是他的幸运。当然，很多重要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都是从老师的羽翼下，展翅飞往政坛和社会各界。这是社会、国家和君王的福分，也是老师无尽的功德！但是，老师却不必直接亲自去做官！这是魏文侯待敬老师，甚于看重臣下的更深远的理由。

　　李克的判断，在一定的意义上，至少反映了尊师甚于重官，包括大官员，甚至宰相，在那个时代的魏国，已经蔚然成为风气。因此，魏文侯选择魏成作相，乃是因为他曾经给自己举荐了好老师。他宁愿暂时不用善于发现、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翟璜，尽管他为自己选拔了很多异常杰出的军政官员，解决了自己国家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

　　再看翟璜，说他功高盖世，绝对不算过分。他没有资格当宰相吗？不是，而且他知过能改，而且是立刻就改，不待来日。古今大臣，像他这样的并不是很多呵！他该是多么可爱呀！但是连他这样的都当不上宰相，可见魏国风气之正，人才之众。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也看到了魏文侯选才之尊卑分明、眼光之独到精湛。有这样的国君，和这样的一些重臣，加上如此之好的社会风气，想让这个国家不发达，哪怎么可能呢！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

　　魏文侯精通乐音田子方为何笑话？

　　我们再来看一则魏文侯的故事。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陪田子方喝酒，旁边有编钟奏着舒缓的乐章。文侯对乐器十分在行，听出了左边钟的音调稍高了一点。田子方笑了。文侯问田子方笑什么？子方告诉文侯说：“我听有见识的先生们说过，当君主的，只要知道谁能充当主管音乐的官员就够了，不必一定要懂得乐章和乐器。现在您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音乐本身的事情上面去了，我只怕您因此忘记了辨识什么样的人才适合作乐官哪！”文侯听了以后，好像醒悟了什么似的，说：“您说的对呀！”

　　田子方（资料图）

　　这段故事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也蕴含了相当的内涵。懂音乐和知道谁懂音乐，这是两回事。如果把目标放在通晓音乐上，那么你自己可以成为音乐家。要是把目标放在了解谁真正懂音乐，就可以选派适当的人去从事音乐、主管音乐的事宜。以国君而论，他作为个人，懂音乐自然可以使自己有所消遣（姑且不论更高的层面），获得相应的轻松或者感性生活的满足。但那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若以他的国君身份而论，他的目标在于治理国家，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他的职业目标。懂不懂音乐，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知道谁懂，委派他主持这项事业就可以了。

　　我想，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同学会问：“自己不懂音乐，怎么知道谁懂音乐呢？”这个问法看似有道理，实际是个假问题，事实上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懂音乐的人多，但我们不都知道贝多芬、施特劳斯、柴科夫斯基是音乐家吗？我们不都知道盛中国的小提琴《梁山伯与祝英台》拉得最好吗？国君以天下为耳，以天下为目。天下人所知，即是国君所知，何必一切事情都必待自己亲自懂得，而后才能做出判断呢？国君通观全局，主持大政，细小的环节不必一一精通，甚至不要去一一精通。如果追求在细小的环节上处处精通，反倒会妨碍对整体和大局的把握。过去有句话，叫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让你的判断搁浅在具体的细枝末节上，这样会耽误国家大事，而且因为过于细密的参与，还会形成具体部门对自己所负责的事情的干扰，从而使得具体的执行者慢慢懈怠下去。为什么？你不是都懂吗？那你就来直接过问好了，你定好了，我们就执行呗，何必我们再去浪费心思？

　　国君虽然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的行使，也应该有界限。行使权力经常出界的国君，绝对会形成具体执行者的懈怠和偷惰。国君喜欢作诗，就会伤害诗歌艺术；国君喜欢自己弹奏，也会伤害音乐艺术；国君喜欢细枝末节，大臣们就不必兢兢业业了。中国在汉朝初年崇尚黄老哲学，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使得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为国家不插手具体事务，社会经济反倒自己恢复和发展起来了。这是为什么？你不管，他就会自己管；你要管，他就不必再管。就算你真懂音乐，你能真懂绘画吗？还有更多的，尤其是农业，社会治安、民心风俗等等。事必躬亲，绝对不应当成为行政的原则。身在具体行业内的人士，肯定比你更了解实际情况，更能想出有效的办法。这是田子方的高明，魏文侯确实不同凡响，一经点拨，便很快醒悟过来了。

　　但是这段话语中，有个词用错了。就是田子方对魏文侯讲话，不应当以“臣”自称，因为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应当称“某”才对。如果中国的史书中，皇帝的师傅在对皇帝讲话时都以“某”自称，而不是用“臣”自况，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后来的当政者，也就不敢不可一世了。老师不是臣子，说错了，皇帝也不能治罪。老师就是老师，老师既不能自甘臣妾，皇帝也不能以臣妾待之。这是天理！违天逆理，天将祸之！

　　老师面对君主时自称“臣”，只在一种情况下是合理的，那就是他接受了国君的任命，成了他手下的官员。因为田子方只是魏文侯的师傅，没有成为他所任命的官员，所以，他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面对魏文侯时以“臣”自称。

　　一次，田子方乘车行进在魏国的大街上，魏文侯的太子，就是不久之后的魏武侯，刚好也乘车在众喽啰的簇拥下经过。这位魏武侯深受父亲影响，也打心眼里尊重贤达。见到田子方经过，赶紧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路边，下车跪伏在路边上，给田子方行礼，让田子方先通过。田子方不给他还礼。魏武侯当时很生气，就对田子方说：“到底是富贵者可以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者可以对人傲慢呢？”那话语的意思非常明显：像我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对您还这么谦恭，你只不过是个贫贱的读书人，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傲慢无礼！

　　田子方回答说：“只有贫贱者，才可以傲慢地对待别人，富贵者怎么敢于对人傲慢无礼呢！”这话听起来很违背世俗的常识，不仅魏武侯没听懂，跟前的人们谁也没听懂。田子方接着说：“国君要是傲慢地对待他人，就会丢掉自己的国；大夫（大官）要是傲慢的对待别人，就会毁丧自己的家（官位、世族势力之类）。失掉了国的君主，就没有人再把他当君主对待；丢掉了世家势力的大夫，同样没人再像从前一样待敬他。可是那些贫贱的读书君子却不一样，如果他们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国家的行为跟他心中的理想不相合，他们就可以转身而去，连招呼都不用讲。他们到那里，不都还能保住像现在一样的贫贱嘛！”魏武侯听了田子方这样一段话语，幡然了悟，深深地给田子方鞠躬，表达了受到教益的由衷谢忱。（这段故事的原文是：“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田子方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史书上所载他对魏文侯称“臣”的话语，不应该是他说的，而是史官改篡的。这些可恶的史官，循规蹈矩，以为君臣关系最重大，不知师生关系更了得！更不知道师生也好，君臣也罢，其相互关系的要害都在“道”上。离开了“道”，什么关系都不重要。不过史官这一改，至少在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明传递过程中，君臣关系就比师生关系更重要，甚至更首要。老师在皇帝面前的尊严没了，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骄贵”也不见了。权力从此大得没了边际，成了毫无限制的邪魔，在人世间畅行无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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