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西安也是这样一个层累的过程。所谓“去”西安，不是到达西安，而是去除叠加其上的层层累累；“去”西安，是要亲长安，是要透过西安表象去亲近它内心深处的古老中国情怀。长安情怀是中国情怀。

　　汉瓦当

　　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

　　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史学家顾颉刚曾提出“层累的中国历史”观，认为中国古代历史是被一代代层累地造成的，因此应一步步地揭掀这层层累累，呈现真实的中国史。在本文的作者看来，从长安到西安也是这样一个层累的过程。所谓“去”西安，不是到达西安，而是去除叠加其上的层层累累；“去”西安，是要亲长安，是要透过西安表象去亲近它内心深处的古老中国情怀。长安情怀是中国情怀。

　　两座长安城

　　终于来到了今日西安。站在汉代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的夯土宫室之基，看黄土夯层细节，其残垣剥落斑驳，已两千余年矣，依然沉实可见，让我看到了它沉实的“西”。

　　阳光下的黄土，其黄色在阴阳五行学说中是属于“中”的颜色，其金黄也同时是属于“西”的颜色。“西”沉淀在时光隧道，遗落于泥土朴拙憨厚的块块础石，浓缩在一块随手拾到的绳纹与布纹，压印于两面的古残瓦片，以及掀开土层新鲜出炉的汉长安街道上忘留姓名的车辙，或博物馆展橱中书刻“长乐未央”或“长安未央”的泥陶瓦当，它们仿佛都在诉说着一个“西”的心事。

　　这次西安活动，西安市未央区接待的人介绍，主要是考察汉长安城之旅。

　　为什么要强调汉长安城？主人告诉我们缘由，是人们一说西安，以往唐代长安给人的意识特别鲜明，却往往忘记在唐长安城之前，最早的长安城应是汉长安城。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近世以来的西安城，主要是在唐代西安城的原址上于明代修建的。所以现西安城内的诸多历史遗迹大都与唐代有关，人们来西安，自然触目所及要更多地唤起盛唐记忆了。而那曾经达到36平方公里的汉家宫阙，自隋朝以后，便一直躺卧在隋朝开始兴建的大兴城的西北角，直到沦落为荒郊野地或阡陌农田。

　　长安本为汉代所命之名，唐朝接掌，继续以隋大兴城为基础兴建了它的长安城，而弃用隋朝的大兴城名，长安这一称谓才再一次在历史时空中叫响，以至人们常连称汉唐，如所谓汉唐气象云云，大约便是以长安这一世界性大城作为共有的象征标志物的，可以说，因为长安，统一了汉唐，遂有汉唐一说。

　　但汉唐亦有大别，均定都长安，细辨一下，唐长安与汉长安却不是一码事，除了名称外，它们不是一座城（宫城）。这一点真的容易让外人混淆不清：不都是长安吗？还有两个长安吗？除了汉唐，我们又习惯称秦汉，称隋唐，而秦汉与隋唐，则又是历史上的两个不同时段的中国了。汉唐有分，也理应从不同的两座长安城论起。

　　然而汉与唐不同，却实又相连。在中国时空中，在关中的地缘图像前，我问同行人，汉唐共有长安，说唐不说汉，是有不公，但说汉不说秦，不也是不恰当的吗？唐长安对汉长安应是移址另建的，承续其名，址不同却也接地相连；如果说唐长安不能代表汉长安，那么汉长安也不能代表秦咸阳。我们若从同处视之，汉长安同秦咸阳的墟址却是互有重叠的，太史公不是有云：“秦咸阳，汉长安也”吗？可见秦咸阳、汉长安、唐长安又是连为一体的。它们自渭河北岸的咸阳故城开始，跨过渭河，汉长安又在秦咸阳渭河南岸宫室建筑基础上改造续建，隋唐又在汉长安的南边移址另建都城，它们在地理上接续相连，在历史时间上也是接续相连的，在称谓和人们的认知中如不细究也常常被视为一个东西。不过就是在现实中有的部分已变成废墟，有的部分尤其是后来新扩的部分仍然活着而已，不是吗？

　　从秦咸阳到汉长安

　　同行者闻言静视，我心则又为西而奔。我想起有周一代所创的中国之西的千秋基业，实乃中国之业。这个中国之西，于关中大原自丰镐宗周以降，再起秦咸阳，又兴汉长安，中经隋大兴，最后于唐长安见高端极致，于“中世纪”的世界尽显东方风流，文明记忆绵延浩荡，直至今天，一个西字，关中之西，中国之西，思忖可一言以蔽之。

　　是的，我们该在何种意义上来言说现实中的西安和历史上的西安，该在何种意义上来言说汉与唐不同的长安，或相同的一个长安？其实，在秦岭以北，八水纵横的关中平原的中央区位，丰镐宗周之后，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此消彼长，铺张错落，墟址相连，聚落于同一片钟灵毓秀，呼吸于同一片天府之天，在中国时空中已筑就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化的城市时空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合而观之，岂独一个唐长安又一个汉长安？自其整体观之，它们都是西安历史的一部分。占据关中天府，京师天下中国，它们的志向都在以一个中国之西的自觉，而担当协合中国四方重仼。这应是唐长安以及它之前的所有时段的西京大城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落脚在东西两京地缘政治制度安排上，一直绵延到晚唐时期，这种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之间的平衡掌控机制始终是左右中国格局的地缘政治主轴，其本质就是以西撑中。

　　宗周之后，东周以洛阳为京，乃是关中之“西”的局势维艰所迫。但周之东迁，关中之西又有大秦继之扛鼎，此时周秦之间、咸阳与洛阳之间，乃为以往西周两京中国政治的另一种变形形态。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是因西汉末年关中京兆之地被战乱损毁严重，于是偏安东京洛阳。东周、东汉虽都京洛阳，但一直未改东京洛阳与西京长安之间的两京紧密联系机制，长安也一直作为京兆故都而具特殊的价值与地位。今天我们读东汉班固和张衡所作的《两都赋》和《两京赋》，虽意在奢华西京建制风格与简朴东京洛阳之间的对比，而称颂东汉秉持崇实抑侈道德，但其中不免对昔日一代雄汉气象的感伤与悲凉，却是真实地流露于字里行间的：“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

　　总体上，中原在中国时空中占尽充分的象征性和正统性，定京洛阳可取得天下之中的舆论优势，但它解决大中国的四方问题的能力却相对弱化了，也是事实。等待群雄逐鹿的中原很少成为主体矛盾，或者说中原自夏商奠基并被西周确认命名后，也基本上不会成为问题，此后中国的问题大都存在于其地缘的东西南北。在中国历代格局中，中原的重要性仅在于它的不可或缺与象征性遗产。如此看中原作为京都的洛阳，东周自不必说，春秋战国实之；东汉虽承平一时，却是延续西汉的大一统强盛的遗产，承受前汉基业恩泽，恐怕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更何况洛阳长安实为一也，都是坐实西部而临天下，西的问题，始终居于东汉政治与文化的核心。班超继张骞后出使西域，几代东汉帝王基于西北安定大局而西向解决西域都护问题、北向解决匈奴问题，以西控北，西北兼制，西汉东汉的政治现实与治理传统，地缘政治方向大体相同。

　　与汉唐相比，秦汉，甚至周秦的连称，都或许更有道理。周人居岐山之原时，秦人居于周的西边，《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的秦人最西的一个地点西犬丘或称西垂，即在今关陇之间天水附近。春秋末期时周人迁都至成周洛阳，秦国随后东进填充，定居在周原附近的雍，进而在西元前350年秦孝公率秦人再东迁定都咸阳，隔渭河可以与南岸丰镐宗周故城相望。于是咸阳—宗周一线又成为秦国继西周人后再次居西以君临天下的支点。战国时代齐秦争霸，中国雄心均昭然若揭，势均力敌，甚至齐的势头与文化更有理由“并中国”，结果却为秦所成功实现，不能不说秦占关中之地，得成周故地与东洛之间的两京联线的传统之情势，为历史契机埋下了天时地利的伏笔，为其一大原因，可作一猜想。

　　进而思之，为什么秦国迁居关中渭河平原建都却不依宗周丰镐旧城，却要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命名另建咸阳新城呢？我想这很可能与周秦人所共同的王畿视野有关，这种王畿视野与观念来自对天下中国的把握。周秦自西来而前仆后继地崛起，都似乎先天具备那种来自于西的天命，从来都是着眼于君临天下而依中国观念来进行京都建设，他们建京师的视野是开放性的大王畿视野，而不是仅仅出于一座都城的考量。中国这样宏阔的天下山河与心灵同构的统治视野，使其都城首先是国家权力中心，依皇帝的权力功能与象征意义来营建，宫殿体系是其核心内容。它是统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因此生活设施和商市都是服务或服从于政治设施而后起的。政治皇权宫殿比城市更重要，主要是造宫殿而不是造城，或者宫殿即城，或先有宫殿后形成城市。周秦依中国时空的把握与视野，除了封建制（分封建国、封邦建国）或郡县制的掌控天下中国的不同战略思维而外，最重要的就是于偌大山河形胜的大地域把握下的京师设置战略思维，以及筑建王畿的战略思维。京师设置以控国土人民如前面已提到的西周开始创造的两京制安排，就是基于西周“中国观”的；而对王畿的筑建，自西周开始，也是基于整个关中地区山河形胜的，是开放式、大思路的，并不局限在一城之池。宗周就是由丰

　　和镐京两城组成的，这一形态到了秦王朝，则一改往昔格局，它完全将整个八百里秦川、天府关中当作宏伟王畿来筑建，仿佛要以一座“千里王畿”或“千里王都”来对应于大中国的天下视野。《汉书·五行志》描述秦都咸阳的盛大景象：“先是惠文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秦遂不改，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史记》正义引《庙记》更说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东至黄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看来秦都咸阳，其宫馆之多，散点布局之广，早就横跨渭河两岸，这样的咸阳已不能用一座城来限定，它就是话语中极言铺排奢华的“千里”王畿、“千里”王都，它是按照关中平原的大视野来打造的，是相对于中国之大而形成的核心区域，不用说，那个时代，今西安周围地区，其实都是可以叫作咸阳的，而且只是咸阳王畿的一部分。秦代考古证明，秦的“千里王畿”的“非城郭制”特点，体现了独尊君权的精神，这一精神在汉代以后均得到了延续，俞伟超先生甚至将秦汉共有的源自于国家威权性质的“中国类型劳动奴隶制”看成是所谓“中国”“秦汉”的一大特征，是典型的国家征用所有，而非日常生活的“家奴”形态。秦汉一脉，其中国精神的“大一统”传统得到了“武器的批判”式的发扬与定型，戎武耕战传统是“中国”强盛的重要文明成果。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及其武力为基础，就没有统一中国的现实性。中国一直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

　　机感。这种危机感数千年来一直存在，“中国化”因此也是中国人的历代使命维系。中国之“西”的使命也在此一维系。

　　那么以此秦人的中国京师王畿想象，其气度冲破了一切城的规制。至今我们也未找到咸阳城墙遗痕，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秦人的气度如此宏伟，后世的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只不过是在中国时空的王畿范畴内的渐次展开，连为城市时空整体体系，只能是以时间的优势强抵秦人空间气度的努力而已。它们连在一起，构成中国时空里西的地缘政治与文化之维的重要一极。这一中国之西的“千里王畿”历史城市时空体系，是宋以前中国历史大势走向的有力支点，西的辉煌撑起了中国迈向极乐、长乐、未央梦想的一片西天。

　　从唐长安到西安

　　唐人的长安生活中其实也把咸阳因素经常纳入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尘埃不见咸阳桥”，这些诗句

　　可作证。这次一路上我就曾向多人打听咸阳桥所在，得到的回答却五花八门，使我如坠云里雾中。唐人的视野也以包容为上，此时的唐长安城已不像汉长安城那样以宫殿为主要内容，唐长安城街市日日繁华，坊间巷弄人声喧哗，于是它在现西安城墙外西北角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做法，修建大明宫。再往西北一点，就是原汉长安城了。此时汉朝宫殿也在唐长安城的生活视界内，是将汉长安城作为禁苑，供皇室人员游览。李白曾有诗句：“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杜甫也说：“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延秋门即汉长安城的章城门，唐改称延秋门。可见汉长安城与唐安城是连在一起的，其衰败沦落乡村间，只是元明之后的事了。

　　元明之后，长安的名称始唤西安。它名称中有“西”了，但这个西却不是曾经由宗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组成一体的那个辉煌的历史之西的存在，它是元明之后中国格局偏重北方（北京），或南方（建业南京）的证明。当中国时空中的南北对峙沿长城变得日益激烈，中国时空中以西挺中的地缘政治格局也要发生变化。此时中原的中国化地理想象中心早已确立，关中天府连同八百里秦川及千里关陇古道的中国化已不成问题，由西连带东方，齐鲁等黄河中下游的中国化更是牢靠。于是我们读到了一则故事，说在汉长安城中居住的一名农民忽一日梦见他身边的城墙都飞了，向东掠过洛阳，一下子落到汴京开封，成为宋朝京城的城墙。这个故事是说中国时空的政治统治中心在北宋由西向东移，定都开封。然后从这汴京分岔，解决江南的中国化问题偏向定都南京，选择解决游牧民族问题则偏向定都北京。东京洛阳包括开封汴梁之后的地缘政治动向是一分为二，要么南京要么北京，这样的沿黄河东上的中国政治中心的地缘演化线路，就像一个倒下的横躺的Y字符号，昭告着一个以西撑中的漫长的西京时代的行将落幕。

　　从“去”西安到“再”西安

　　在这场西京长安的中国大戏落幕后，西安的名称因元以后被命名为西安府而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名称似乎沿袭了长安之名中的一个“安”字，同时又公开强调性地使用了“西”字。但人们对它的崇敬和神往较之从前却大大地弱化了。今西安已非故长安也。西安，它是由北京或南京向西望而发出的命名，代表了中央皇权对“西部安好”的安抚、希望与祝福，就像元明以后的“绥远”“抚顺”“安东”“安南”之类的地方命名方式与文化一样，不过是北京或南京的皇权统治定位所致。这里的“西”的意味则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换，西是外在而被动的，与西安故城上千年自觉的“西”的使命和责任相比，已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那个以西自居、以西撑中的灿烂光芒万丈的西，那个自西沿黄河东上一路建构中国的自觉的主体的“西”，则不见了踪影。

　　在这个近世西安和古代长安的捆绑婚姻中，一代代的人们来到这里。抚周原青铜器锈色深邃，登唐雁塔梦回西天云彩，此行吾等叩问汉长安城夯土黄泥，看龙首原上未央宫阙虞美人花海漫过先民先祖大人的唇际。游人泱泱呼呼，成群结队，蜂拥而至，游览之外情怀姗姗来迟。夜半我忽然对此醒悟，梦回大唐长安，继而又寻觅汉长安城，这些连绵不断的奔波，其实质就是一种“去”西安，去掉这肤浅轻薄的外来命名的西。人说西安城一城绿树半城神仙，那么可以设想，旧都里的很多这样的“神仙”实际上就是从未活在西安而活在了长安、咸阳，活在了宗周的自西而来东征中原的群体里。“去”西安，不是到达西安，而是去除没有深度的近世表述；“去”西安，是要亲长安，是要透过西安表象去亲近它内心深处的古老中国情怀。长安情怀是中国情怀。

　　近年西安经济繁荣，老城区改造的同时，城区一再扩张，原来属郊县的汉长安城故地被纳入西安市区成为其未央区。未央区将汉长安城的历史及其宫城遗址文化的宣传发扬作为己任，期许深厚而有历史情怀的生活目标。西安市政府已迁址未央区。而根据西安和咸阳的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人们将寻求由宗周丰镐、秦咸阳与汉长安及唐长安构成的错综杂合的一体化城市时空的可能性，期待一个“再”西安的时代的启幕，以及“大西安”的成功。“去”西安的结果是在这种西安大城区一体化的过程中，统一城市历史时空的新西安将正式崛起，由“再”西安而成为中国之西的新的一极。那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安，从未有过的新生的西安，即激活了传统的、中国的、本质的西安，其“西”的话语，也开始有了充分的自居与自豪感，去掉了外在命名的虚幻。这当然是人们努力为之工作的一个从“去”西安中涅槃的梦想。

　　90多年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的中国历史”观，认为中国古代历史被层累地一代代地造成，因此应一步步地揭掀这层层累累，呈现真实的中国史。在汉长安的街道上，想想从长安到西安不也是一个层累的过程吗？这土地这城墟已层累得太厚，我想也许不用剥落揭穿这层累，而应弄清这层累，然后层累地建构这层层累累，让人们在联系中看清这结构化的层累，也就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史，中国史也会因此而得以重明。人们看清一个层累的整体，再超越这个层累，进而看清它们历史上至今无怨无悔的“西”的情怀。

　　“去”西安，去除以东视西的浮表，拒绝中国时空中被动之西的强加，更要力图改变开发西部式的现实性的惯性与惰性。我们来到了长安，站立在了那个称号为汉的长天之下长风之翼驰骋胸怀，风中似乎传来了汉乐府的琴音。这是梦想和现实的会意神领时刻，古与今，西与东，笑傲一步之遥。

　　（作者为吉林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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