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5日，著名学者、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此前，9月9日晚上8点56分，87岁的汤一介离世。尽管没能见到自己主持的《儒藏》全部出齐，也没能见到新版的《汤用彤全集》面世，但是，没有人会对汤一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有任何疑问。

　　仅在今年，笔者就见证了他出席的三套大书发布会——十卷本《汤一介集》发布、《中华佛教史》发布、北京大学出版社发布《儒藏》“精华编”第一批100册出版首发式。此外，由他主编的《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汤一介是什刹海书院院长)也于7月份出版，他还亲自撰写了序言。出版社透露，“他看到了这本书，挺满意”。

　　“一介书生”

　　1927年，汤一介在天津出生。此时，他的父亲汤用彤正在天津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出生前，他的母亲遭遇了一次黄包车意外翻车，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母亲用双手撑在地上，造成了手臂骨折。

　　汤一介的太祖父正谊公，一生都在湖北黄梅的乡下做教书匠，他最引以为豪的是教出了3个进士，其中一个就是汤一介的祖父汤霖。在汤一介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他为汤氏家族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做事情不要逃避困难，也不要逃避责任。这一点，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做到了，汤一介以其一生的经历告诉世人，他也做到了。

　　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因此，汤用彤似乎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儿子取名“一介”，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

　　1928年，南京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汤用彤教授偕夫人、孩子离开南开大学来到中央大学教书。一家人在南京住了3年后，又随着汤用彤教授调到北京大学而搬回了北平。

　　1937年，汤一介上四年级时，汤用彤已在西南联大任教。汤一介的母亲张敬平带着二儿子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以及邓以蛰教授的一双儿女，即邓稼先和邓仲先同行，经天津、上海、香港、河内去了昆明。

　　1943年，汤一介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中二年级，他有3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他们是游宝谟、曾宪洛和胡旭东。曾宪洛是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侄子。后来汤一介又认识了同在联大附中上学的初三学生余绳荪。他们偷偷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决定从家里偷黄金，然后去延安看一看。不料刚到贵州就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拦截而被学校领回。

　　汤一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到联大附中。汤用彤和夫人决定送汤一介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目睹父亲为他奔波的疲惫身影，16岁的汤一介第一次开始心疼自己的父亲。1945年，汤一介从重庆又回到昆明，去西南联大先修班旁听。为了儿子的教育，汤用彤找来了《史记》《汉书》等古典文化名著让儿子阅读，并请来了钱学熙教授为他补习英语。

　　1946年夏，历经抗日战争8年磨难的西南联大终于告别了昆明，踏上了北上复校的征程。在等飞机票的两个月里，汤用彤为儿子安排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汤一介没有被录取。回到北平后，汤用彤把儿子送到育英中学插班读高三。没过多久，北大为没有考取的一些学生设立了先修班，汤一介就成为了先修班的正式学生。

　　此时的汤一介已经变了。他不仅在先修班努力学习，而且阅读范围也更加广泛。1947年的冬天，汤一介被选入北大学生自治会后不久，在年底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正是在这一年，汤一介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根正苗红”到“黑帮分子”

　　1949年5月，汤一介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北京大学中文系准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部，这样，哲学系的优秀青年汤一介就被选入了这个团总支部做组织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汤一介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乐黛云。

　　此时，乐黛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并在系团总支部担任宣传委员。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在一起工作。汤一介回忆到：“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我看，她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这本书是1943年伏契克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里写的。这时我大概已经爱上乐黛云了，但还没有充分表露出来。”

　　在还书的时候，汤一介在纸上向乐黛云表白说：“读了这本书，更让我明白，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虽然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

　　1952年9月13日，汤一介与乐黛云结婚了。这一年，汤一介25岁，乐黛云21岁。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的汤家。按照两人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晚上8点，乐黛云的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乐黛云还发表了结婚演说。

　　虽然一心革命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举办的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但是汤用彤和夫人还是按照当年中国人的风俗，宴请了亲朋好友。为了表示“革命”，汤一介和乐黛云没有参加。

　　1952年，北京大学中共党总支把还没有毕业的哲学系大学生汤一介抽调出来，派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由于他有文化，政治条件可靠，汤一介被留在了市委党校做了一名教员。

　　1956年夏天，汤用彤病后的身体有所好转，终于可以开始做些研究工作了。他希望儿子汤一介能够回到北京大学，以帮助他整理文稿。遵照父亲的心愿，汤一介于这年10月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汤一介的整理和编辑下，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终于在1957年6月出版。

　　1957年，汤一介的妻子乐黛云被打成右派。北京大学对她“处理”的最后“结论”是：戴上“极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立即下乡监督劳动。当时，乐黛云刚刚生下小儿子。

　　也许是因为副校长汤用彤的恳请起了作用，北大重新发布了一个通知：允许乐黛云8个月后再去农村接受劳动监督改造。8个月后，正在家中为小儿子哺乳的乐黛云接到了让她“立即下乡”的通知。通知强调，她必须在第二天赶到北京远郊门头沟大西山的斋堂村，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如有违抗，后果自负。此时，汤一介正被下放到京郊的大兴县搞“人民公社化”。

　　在京郊门头沟大深山里的乐黛云在3天后接到了写着“乐黛云同志收”的信，这是汤一介写给她的第一封信，也是乐黛云来到深山接受监督改造后第一次与“同志”二字相连。乐黛云终于忍不住哭了。当时，只有她的丈夫称她为“同志”，而且敢于写在信封上公开表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乐黛云来到门头沟，一直到1962年返回北大，差不多4年的时间里，他们坚持一个星期通信一次，几年下来彼此来往的信件积攒了满满一大包。

　　几年后，汤一介和乐黛云又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他们决定将这些信件埋在蒋家胡同的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面，并做了记号。但是，“文革”结束后，他们两人再到那个地方去挖，却没有找到。

　　受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汤一介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也没有离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汤一介积极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队伍，他和其他三个同行起了一个共同的笔名叫“司马文”——就是“4个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撰文批评冯友兰的“道德可以继承”的论点。

　　“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为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那时，还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只要他们来到冯友兰的家，就一定会把他从家里拉出来进行批斗，同时再拉出一壁之隔的汤一介一块陪斗。批斗会的开场白照例是“现在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和黑帮分子汤一介！”，接着就是要他们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汤一介见到冯友兰，他对冯先生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对您进行批斗，您却始终镇定自如，一动不动，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您到底害怕不害怕？”冯友兰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他对汤一介说：“怕是有些怕，但是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就是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意义，我心里默念这个东西，使得我的心情能够镇定下来。”说完这话，两人相视大笑。

　　1971年夏，去干校劳动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一家3口告别江西鲤鱼洲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担任了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工作。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写作班子(中央文革小组的御用写作班子)。后来，汤一介称这段岁月是“身不由己，无心为恶”。

　　我该听谁的？我只能听自己的

　　“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1978年被平反。

　　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教学资格重新走上他离开了多年的讲台。不久，汤一介被评为副教授。当年夏天，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在讲课的基础上，汤一介整理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对于《郭象与魏晋玄学》，学者傅伟勋有一个评价，认为其经历了“文革”严冬后，在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普遍的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的困难情况下，汤一介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普遍和谐观念”是汤一介在1992年前后以“天人合一”的理想和推崇“和为贵”的宗旨提出的。

　　在这个问题中，汤一介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内外身心的和谐”四个方面，指出“普遍和谐”是儒家思想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而在当今科技发达、人类扩张与征服愈来愈强，自然与社会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普遍和谐观念”尤为重要。

　　除此以外，汤一介还于1984年12月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被选为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长。在汤一介的领导下，中国文化书院聘请到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庞朴、杜维明等七十多位海内外的学术界著名学者为导师，并多次召开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书院是当时“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

　　早在1989年的秋天中国文化书院一个小的聚会上，汤一介就提出了编《儒藏》的问题。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2004年，《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由北京大学牵头，汤一介挂帅，全国25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加入到《儒藏》编纂的队伍中。

　　2009年12月4日，汤一介成为了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他制定了10年规划。在这个10年规划中，除了关于《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外，汤一介还分别承担编写《中国儒家经学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以及“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研究儒家理论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等研究课题。

　　在80岁寿辰的时候，汤一介曾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显然，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悲剧。

　　(本文写作参考了《汤一介传》，李娟娟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