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要GDP 更要幸福感

　　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世人关注和议论的焦点。GDP总量、增速、排名、人均……各种GDP数据让人纠结,人们既希望GDP高一点，又希望政府不要单纯追求GDP。中国经济超日，“GDP世界第二”是个振奋人心的信号。GDP增长，百姓的“幸福感”能否一起飞？“幸福指数”跃居今年中国“两会”热词之一。

　　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幸福指数”却傲视寰宇。金钱不是一切，各国领导人对GDP这一货币指标日益不满，着手寻找GDP以外的成功标准。世界经济画上一抹复苏亮彩之际，“幸福指数”风靡全球，被引入增长评估体系。

　　幸福生活不能光由GDP说了算。但幸福是什么？皇帝送皇后一座城堡，皇后不一定高兴；穷人送妻子一根发夹，她会幸福得掉泪。无论身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幸福的定义。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将“幸福”解读为“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令全国乃至世界注目。

　　把GDP快速增长与民众的幸福感对立起来，不尽客观。实际上，GDP增加带动了人们薪资的增长和就业机会，对GDP重视又不以为尊，让GDP带着幸福飞，才是王道。

   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海口网3月3日消息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月28日文章：如同美国新一届国会启动一样，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将于本周开幕。人们一直在谈论的一个话题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给予人们更多幸福。其实温家宝总理此前就披露说，政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将GDP增长目标确定为7%，要低于上一个五年规划。

　　给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GDP增长难道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吗？从近几周来官方和非官方媒体着重讨论的整体幸福和全民幸福的舆论来判断，情况似乎是这样，官方发出的信息也是如此。

　　首先，新华社发表一篇长文，论述了政府为何需要将人民生活和生活质量置于经济快速增长之上。《经济观察报》也对不同城市和人群的“幸福”状况进行了调查，深圳的中产阶级似乎是最幸福的人群。引入注目的是，深圳所在的广东省已经打出了“幸福广东”的口号。

　　甚至像清华大学的胡鞍钢这样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都极力推崇“国民幸福指数”，即便这一指数是区区小王国不丹首先提出的。这一指数重复了“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某些概念。其观点非常简单，即经济增长本身不同于发展，因为后者将诸如可持续性、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一系列标准融合在一起。有人将中国长期存在的不协调状况浓缩为四个字——“国富民穷”。那么新的口号又是什么呢？按照新华社的文章，至少可以是“国强民富”或“国民共富”。

　　地方须终结“GDP至上”思维

　　其实，“十二五”规划的主旨是将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发展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因此，人们应当将当局在最后时刻强调的幸福和高质量增长这一主题视为与新的经济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政治信号。但是，为实现这幸福目标，除了设计口号和关键词之外，政府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例如，关注一下某些省份提出的“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

　　只有北京、广东、浙江等几个省市公布的经济增速目标为个位数。这显然不是地方当局第一次对自己省份的经济增长过于热情。不过，这—次中央似乎向地方当局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同步将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增加收入难道等同于增加消费吗？未必，因为你还需要采取鼓励措施，让额外收入变成消费，而不是储蓄。但是，把更多政府的钱放进老百姓的口袋里肯定是有益的。不过，激活并加强入不敷出的社保系统同样是重要的。

　　如今，如何才能让地方政府采取行动，实施淡化GDP的方针呢？策略之一是改变政治激励机制。将省级官员的提拔及其政治前途与经济增长目标分离开来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取而代之的是，将环境可持续性、能源效率、收入和福利、教育和文化的推动放在与 GDP增长和就业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中国是否能够认真改变其某些政治激励机制以实现其确立的经济目标，对于“十二五”规划能否成功实施至关重要。中国政府目前实际上正在表达它将终结 “GDP至上”的时代。但是，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赞同或认为这是必须的。

　　《日本新华侨报》16日刊出评论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一数据反映出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仍要看到这只是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初级成绩，应该把广大民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作为衡量和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基点。

　　文章摘编如下：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政府日前公布，日本2010年GDP为54742亿美元。而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公布的2010年GDP为58786亿美元，比日本要多出约4000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从此跃居世界第二。这一数据反映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仍要看到这只是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初级成绩，应该把广大民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作为衡量和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基点。

　　而日本似乎也并没有感到穷途末路，财政大臣表示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的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天机，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中国。

　　增加GDP的最佳办法有三个：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三是拉动内需。从出口上看，著名的“中国制造”，由于劳动力廉价，每一元GDP的诞生，需要更多中国工人的付出。他们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是他们并不是享受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他们的幸福感有吗？

　　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还处于建设的起步阶段。城镇、农村的医疗、教育保障建设远还没有实现全覆盖，社会医疗资源还很落后，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与社会现实需要还存在巨大反差，家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过大，这离发达国家的距离就太大了。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在近期结束的一些地方两会上，“淡化GDP考核”、“保障房建设”、“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增加居民收入”、“控制物价抑制通胀”、“完善社保”等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透露各界对民生问题的共同关注。

“十二五”民生布局新指向新华社发。

　　2011年，五年规划开局之年，往往是各地拉项目、比增长的黄金年。但在今年地方两会上，一些省区市纷纷调低了GDP增长预期，转而将重点转移到经济转型以及民生保障上。

　　北京提出“十二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比“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低1个百分点；江苏将“十二五”GDP增速锁定在10%左右，比“十一五”期间下降3.5个百分点；广东、上海也设定在8%左右； “十一五”时期，广西年均增长13.7%，“十二五”规划中，降为年增10%……

　　有评论分析，各级政府正在转变执政理念，过去是把GDP发展定为主要目标，现在则将民生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从而有利于解决居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之间的不平衡。

　　地方两会上，“幸福”可谓其中一大热词。提升居民幸福指数，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让百姓共享更多发展成果，已成共识。

　　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湖南提出“让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各地代表委员们更是展开了对“什么是幸福”、如何共建幸福的大讨论，希望“众手浇开幸福花”。

　　关于幸福，每人有不同理解。收入高不高，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住得宽不宽敞，出行是否便捷，都涉及到幸福。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幸福指数”建议，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指标，“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菜价、房价、教育等具体的民生问题”。许多关于幸福的研究也表明，在影响个人幸福的最重要变量中，前三项分别是就业、婚姻和教育。

　　但也有很多代表、委员、市民提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安宁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富足的生活，还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

幸福生活不能光由GDP说了算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10 日文章：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要衡量国家成功与否，却又很难找到其他标准取而代之。

　　作为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 (GDP)被视为国家在提高生活标准方面成功与否的指标。但政治领导人对GDP这种角色表现出的不满日益强烈。

　　去年ll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建立衡量国民幸福感的标准，这些标准将考虑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等因素。此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宣布过类似计划。

　　他们的举措触及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什么让我们幸福？怎么才能让所有人都更幸福？然而，任何想得到明确答案的人可能都会感到失望。

　　英国国家统计局衡量国民幸福感项目负责人保罗·奥林说：“幸福不仅仅取决于GDP，但很难提出单一指标来代替GDP，我们也不能肯定某种单一指标就是答案；也许我们住在一个多维世界，必须习惯管理较多的信息。”

　　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周五对设立国家成功指标进行了讨论。布曾金斯学会成员卡罗尔·格雷厄姆会后总结说：“这就像一门新的科学；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40年来，经济学家在很长时间内都在冥思苦想一个悖论，它使人对GDP 能否作为衡量成功的世界主要指标产生怀疑。

　　富国国民似乎并不比穷国国民更幸福。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国家的收入——以人均GDP计算——与国民申报的幸福水平有关系。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幸福指数”风靡全球。法国总统萨科齐去年9月宣布，有意往本国经济增长评估体系中引入能够反映民众快乐程度和幸福状况的参数。加拿大统计部门也在全国范围调查中增设反映民众幸福程度的项目。英国政府将目光转向了“国民幸福总值”。英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政府将增加对公民幸福感的调查，引入“幸福指数”，以衡量公民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

　　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周一表示，政府将引入“幸福指数”，来评估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和环境卫生状况。

　　法新社15日援引英国《卫报》的报道称，英国首相卡梅伦拟要求国家统计局草拟衡量居民“总体幸福”的方法。英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产生一套新的数据，并以待决定的频度公布，以评估英国居民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幸福感。”

　　该消息人士补充道，“这种评估既对废品回收量等情况有客观的衡量，又对人们的心理和态度有主观的评价。

　　报道预计，卡梅伦将把这项指数作为其未来决策过程的核心，然而，在英国政府当下宣布大减公共预算的背景下，推进这项指数面临着不受欢迎的危险。

　　德国１７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探讨如何将民众幸福指数引入国民经济统计中。

　　该委员会将在两年半时间里就改善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办法提出建议，把教育、环境、生活品质等更多人性化指标融入统计当中。

　　“新的统计办法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向导，告诉他们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样，民众的生活状况是比过去好了，还是更糟，”项目负责人德国社民党议员达妮埃拉·科尔贝说。

　　此前，一些国家已开始探索新的社会经济统计办法。英国首相卡梅伦去年１１月责成英国国家统计局设计新的统计办法，评估英国社会的“总体康乐”状况。

　　法国总统萨科齐２００９年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设计将幸福指数引入法国社会经济统计的方法。

　　不过，世界上最先将幸福度指标引入社会经济发展统计的却是小国不丹。不丹从１９７２年起放弃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等传统统计办法，开始用“国民幸福总值”（ＧＤＨ）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法国总统萨科齐

　　据《金融时报》报道，幸福、长假以及快乐可能不是每个人衡量经济表现的标准，但对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来说，它们应该被计算到国内生产总值(GDP)内。萨科齐认为，应当对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进行改革，将国民幸福感纳入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

　　萨科齐2008年组建的一个专家组提出一套衡量经济产出的新标准，这些标准是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为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为辅提出的。萨科齐日前呼吁其他国家也通过新的经济产出衡量标准。

　　萨科齐表示，世界已经陷入“对数据崇拜”的旋涡中。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已经着手制定新的统计标准。该委员会提议将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做出改进的一个结果是，由于计入了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昂贵的福利制度以及长假，法国经济表现立刻得以好转。同时，这个委员会提议的改变，将降低美国的经济产量。

　　各国拷问“幸福”

　　皇帝送皇后一座城堡，皇后不一定高兴；穷人送妻子一根发夹，她会幸福得掉泪。无论身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幸福的定义。但是全民唱“忐忑”的年代，更需要“幸福在哪里”的追问。

一群职场中人欢呼雀跃。

　　“工作关系到你的人生，而不只是收入。工作让你有动力在早上起床，让你感到自尊，让你成为孩子的榜样。而相对这些，收入显然没那么重要。”

　　——英国社会政策分析家瓦尔

　　据英国媒体10日报道，英国首次“幸福指数”官方调查显示，对英国民众来说，幸福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份工作，至于工资高低则不重要。

　　幸福要素：工作有保障

　　英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幸福指数”调查表明，绝大多数英国人最关心的三大问题依次是就业安全、个人财富和家庭关系。超过2000人接受调查，十分之九的受访者给出了上述答案。

　　英国人幸福人生的其他关键要素还有父母对子女未来的安全感，除此之外，社会自由和个人信仰等因素也是构成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对此，英国社会政策分析家瓦尔表示，就业是英国人认同感和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与工资是高或低相比，有一份工作要重要得多。

　　“工作关系到你的人生，而不只是收入。”瓦尔说，“工作关系到方方面面，让你有动力在早上起床，让你感到自尊，让你成为孩子的榜样。而相对这些，收入显然没那么重要。”

　　瓦尔表示：“如果没有工作，人们的生活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一个人失业，其出现抑郁的可能性就更大；失业与家庭破碎、身体状况不佳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

　　美国《福布斯》杂志2010年报道，全球知名研究咨询公司盖洛普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间对１５５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生活满意度调查，丹麦再次当选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８２。对于一个仅有３０９４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５３０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调查结果令人瞩目。

　　量化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福该如何衡量？为什么丹麦人拥有这么高的幸福指数？日前，记者就这项调查结果对一部分丹麦人进行了采访。大部分受访者对调查结果深表赞同，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非常满意，且普遍认为丹麦之所以能被评为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是因为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民的物质和心理需求。

　　丹麦向来以高税收和高福利著称，优越的福利政策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之上。政府将税收的７０％用以支持各项福利项目，通过调整税收和福利制度，有效地降低了国民的收入差距。

　　拥有一家珠宝公司的托米说：“丹麦的高税收确实给经营者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在这两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但总体来说，丹麦的商业竞争环境很健康，只要按时纳税，所有的合法权益都会得到保障，并且税收的一部分也会以福利形式返还。我对自己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很满意。”

　　丹麦公民可免费接受各种教育，在校学生每个月还可以从政府获得生活津贴。从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到老年人的养老抚恤，从孕妇的孕期福利到儿童津贴，以及免费医疗和失业救济，福利政策面向全体公民，不分阶层和经济状况，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实现了“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即使在当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丹麦政府也会出台新的政策，比如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保证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促进消费。

奥巴马

最适合天才发展的英国、女性的波兰、艺术家的德国、音乐家的法国以及平等的丹麦、理想主义的荷兰、教育强盛的芬兰、生物科研的瑞典，而对美国的评价只是，“一个适合致富的国家”。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让人民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哪些因素影响幸福感？人民网就此推出的调查，受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截至2月20日21时，共有11519人次参与此次调查。对影响幸福的因素，分别有超过三成的网友选择了“经济状况、生活质量”和“权力规范、公共服务”，其中选择前者的比重略高。可见，规范权力运行已与增加经济收入一样影响着幸福感，政府依法行政，改善公务服务，消除影响幸福的负面因素，网友非常期待。

　　34.4%的网友（3957票）认为“经济状况、生活质量”是影响幸福的首要因素。这说明，改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是幸福感的基础条件。

　　幸福永远是一个相对指标，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幸福理解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有31.4%的网友（3612票）认为“权力规范、公共服务”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政府对自身权力进行规范，让社会公平正义得到贯彻时，民众的幸福才能更加有保证。让公共服务给人民以稳定的预期，人民的幸福感稳步提升，政府可以大有作为。

　　27.7%的网友（3194票）认为“社会保障、体面尊重”与生活幸福感关系最紧密。这说明，体面、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已成为衡量幸福的重要指标。

　　此外，还有6.6%的网友（756票）选择了“社会参与、价值实现”这一选项。这也同样表明，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的今天，参与社会事务、实现人生价值，已经受到更多的重视，成为更多人的诉求。

　　年过七旬的张大爷在北京京客隆超市不停地转悠，他来到摆放牛奶的柜台前，不时抬头看一下柜台上同类商品的价格，取下来再放上去，反复对比后，将三元牛奶放入了购物筐。

　　记者上前询问GDP是什么，张大爷满脸的疑惑，“GDP？不关注，我只关注商品的价格是涨了还是降了。”张大爷的几句话道出了GDP面临的尴尬：跟老百姓不直接相关，更不能用其来衡量老百姓的幸福，干吗关注它？2011年3月，众所关注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要公布，跟“十一五”相比，GDP指标该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GDP指标将何去何从？

假如没有正确的态度，幸福指数也可能成为另一种GDP，也会出问题。CFP

　　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但是，关于GDP的诟病由来已久。如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等等。而民众呼声最多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是，GDP不能反映民众的幸福指数。

　　“比如你今天把路挖了，明天把路又修好了，之后再挖路，再修路，这些都计入GDP。看起来GDP增长了，实际上大家的福利被损害了。这是很典型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其实，不只是中国，欧洲各国也正越来越多地表达对GDP这一货币指标的不满，着手寻找反映政府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是否成功的替代指标。英国首相卡梅伦去年底宣布，打算建立衡量国民福祉的指标体系，可能纳入民众生活满意度等评价指标。法国总统萨科齐先前也作出类似努力。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始探索提出替代GDP指标的绿色GDP概念，但是由于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GDP的“权威”依然没人能够撼动。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GDP是有问题，但仍然是当前考核经济的最好的一个指标，“别的国家找指标代替，也不可能找到别的指标来代替，哪个国家也少不了GDP。”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管中央强调与否，GDP指标事实上还会起着一个重要的风向标的作用。“首先是因为有一种惯性，大家都会想着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其次，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来代替GDP前，也只能用它去衡量、考核地方官员。所以它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尽管GDP角色重要，但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并未像历次五年规划的建议那样提出GDP增长的目标，淡化GDP指标被认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祝宝良认为，在“十二五”考核指标中，GDP和人均GDP指标肯定是要有的，只是在考核GDP这个单一指标的情况下，还要考核其他一些比如节能减排、公共服务等的约束性指标。

　　记者注意到，“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有22个考核指标，不仅仅强调GDP，节能减排、就业指标也在“十一五”中规划体现出来，“‘十二五’规划应该还会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从国家的角度，是在逐步淡化单一的GDP考核。” 祝宝良说。

　　尽管中央明确要求未来五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但某些地方抛出的GDP超高增长目标表明，“落实仍是最大难点”。

　　其实，GDP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从来没有在政府或者党的文件中出现和罗列过，但实际上却一直是按照这个指标进行考核的。“中央考核省领导，是大面上的考核，当然还有其他考核指标；但是到了地方，省里对市里的考核，经济指标应该还是第一位的，这没什么可说的，交了多少财税（跟GDP直接相关的就是财税），这个是最直接的。”张晓晶说。

　　一些人喜欢把GDP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的幸福感对立起来，似乎GDP涨的快是以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实际上，GDP增加带动了人们薪资的增长和就业机会，而GDP增速放缓在督促政府改善民生的同时，也增加了普通人就业、生活的压力。（《环球时报》马红漫）

时事点评：要GDP，更要幸福感

资料图

　　幸福感是一个人人可言说的话题，由此出现了“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不过，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的现象呢？

　　事实上，就世界范围来说，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经济发展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也会同步增加，但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同步均衡增长，产生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

　　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等学者的研究，在过去的50年中，尽管收入不断增加，但美国和日本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欧洲自197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国民幸福感也没有增加。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国民的幸福指数明显滞后于GDP增长。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劳动保护差、劳动者精力透支和职业枯竭，而各种权利权益得不到保护更是重要因素。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职工的总体工作幸福指数处于中等偏下状态，基本上每10个在职人员就有3个人的工作幸福度偏低，工作压力已成为中国居民的第二大痛苦源，占痛苦来源的16.5%。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国人的幸福感怎能提升呢？

　　一个各方面都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并行不悖、平衡发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持续下滑，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失衡，甚至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关注公众的幸福感，要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

　　另外，不应把幸福感与GDP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这决不是要在GDP与幸福感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对GDP，应重视之而又不以之为尊。将GDP与幸福感等指标相互补充，作为考察社会发展进步的依据，才有益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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