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捐2000万 武汉人大代表盼慈善立法来"减负"

　　17年捐款2000万，凡事亲历亲为，捐了钱还要张罗着花

　　善人甘金华渴盼慈善立法来“减负”

　　抱歉，这都是“体制外捐款”慈善体制应如金鱼缸般透明一部“研究”了9年的法律慈善立法为何这么难？

　　17年捐款2000万，凡事亲历亲为，捐了钱还要张罗着花

　　善人甘金华渴盼慈善立法来“减负”

　　时隔不到一个月，甘金华再次走进我们的采访室。在中国文化里，做好事应该不留名，所以，高调几乎是慈善的降价标签。“高调会让人说闲话，但没办法，高调才能推动大事情。”甘金华说。

　　甘金华作为人大代表，第一次呼吁慈善立法是在2007年的武汉“两会”上。6年之后，甘金华再次准备人大议案，呼吁慈善立法。

　　这条路本不该这么苦

　　“从善17年，你最大感受是什么？”这是甘金华被问了不下20次的采访提问。他每次的回答都是：“这条路太苦，一般我不劝别人做。”

　　有一回，鄂西一所中学急需一个操场，学生连做早操的地方都没有，甘金华决定捐助。他去了当地，施工队报了建设方案后，本来就是做建筑业的甘金华，看图纸核定在5万元，施工队照图施工。操场完工后学校验收，甘金华把5万元工程款汇给了施工队。

　　还有一次，鄂西南一所小学，开学需要200套新桌椅。甘金华不懂家具，但他还是赴当地找家具厂，看好货，最后桌椅验收，甘金华打款给家具厂。

　　每年开学，甘金华要给捐出为数不少的新书包。他的惯例是，在武汉买好分装，分不同线路送到学校。每年向养老院福利院捐助，有时他把钱给院方，院方买了生活用品，他到现场看，有时则是他亲自去买……

　　很多事，回头总结，只是一个数据。比如，甘金华17年捐了两千万，但做慈善过程中的甘与苦，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

　　甘金华没有算过，17年来，他为捐助跑过多少路、花了多少时间。但他可以肯定，他为做慈善所花的人力、物力、精力等“成本”实在高昂。他自己曾说，在他的生活中，60%以上的精力和金钱都花在做慈善上，而其中60%以上的精力和心思又用在怎么花钱上。这种慈善方式，他称为“点对点捐助”。

　　“不信你去问，不只我一个人，大多数慈善人都跟我一样。”甘金华说，我也不愿意这么苦，捐了钱还要张罗着花，但没办法，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我希望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

　　抱歉，这都是“体制外捐款”

　　甘金华在人大建议案中说，希望政府奖励慈善行为，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

　　武汉慈善总会常务秘书长黄沙利说，有啊，捐赠条例中有规定，企业捐赠到一定额度，有利润总额12%以下的退税。”

　　为何甘金华很少享受？原来，退税需要政府认定的有资质慈善单位，开具正规发票以作证明，比如慈善会、红十字会、青基会等慈善单位。

　　甘金华呢？给施工队、家具厂、书包卖家、超市的钱自然不能自证为“善款”，更多凭着录取通知书、低保证、收入证明就慷慨解囊的钱，连收条都没有。17年来，甘金华捐出的钱，最多的就是这样。有人把这种捐款，称为“体制外捐款”。他说，他的朋友们慈善捐款，也大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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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就不能从公益机构走款吗？

　　还在他的捐赠早期，一次某慈善分会求助于他，说需要20万帮助贫困学生上大学。一年3000多元的学费，这笔钱大约可以资助60多人。甘金华解囊了，事后却没有回音。他找分会询问，对方只答捐助了60人，却无账目明细，既没有证据说20万元都到了学生手上，也没有证据说20万元没到学生手上，甘金华如鲠在喉。

　　同样以助学的名义，他捐了12万给一个贫困乡镇。后来听朋友说，只有3万元花到了孩子身上，剩下的9万元，变成了停在镇政府的一台桑塔纳轿车。

　　甘金华说，这种事情不算多，但有了一件就足够伤心，还是自己亲历亲为最放心，虽然这样做慈善，成本高、人也累，但钱花在哪里心里有数。

　　慈善体制应如金鱼缸般透明

　　甘金华自言没多少理论水平，但对民政部救灾司前任司长王振耀的观点非常认同。王振耀曾说，慈善一定要是平民慈善，大家都来做，而前提是，慈善行为要像金鱼缸一样透明。

　　甘金华作为名人，曝光率相当高，因素之一便是“一个人不可承受之重”。近10年来，他的企业运作平稳，每年的捐赠款项预算在200万元左右。随着名声日起，甘金华最近两三年的捐助都接近600万元，不仅捐钱，还有人找上门来求职、办事……。

　　“我再有能耐，一个人也应付不来啊，慈善应当很多人来做。美国人均月慈善捐款99美元，而我们，人均年捐款还不到1美元，我曝光多一点，或许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比如吴天祥，他带动了我们，力量就更大一些。”

　　甘金华六年之内两次呼吁慈善立法，他希望能有一个如金鱼缸一样透明的慈善体制，来给像他这样的慈善人减负，也给更多愿意做慈善的百姓以信心。

　　一部“研究”了9年的法律

　　与甘金华的个体经历相呼应，是近两年国内慈善屡成热点。“郭美美”之后，201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募款只有上年的80%，中国红十字会则只有上年的三分之一，深圳、佛山等地红十字会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

　　政协委员杨澜在今年两会上说，实际上，民间慈善踊跃度很高，捐赠总额已两度超2000亿元，非盈利社会组织已超过45万家，专业从业人员达600多万人，志愿服务人数数以亿计，但这么大的一项事业却没有一部系统的法律规范。

　　“慈善立法”似乎迫在眉睫。

　　但是，“慈善立法”却不是新鲜名词。

　　比甘金华更早，慈善立法于2004年便成为一个全国性词汇。2005年起，每年两会都有代表委员呼吁慈善立法。当年，民政部正式启动了慈善立法工作。2007年，有官员称，《慈善法》已被列入了人大的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的立法规划。

　　自2006年—2010年，慈善立法连续五年被列为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中“需要抓紧研究、待条件成熟时提出的立法项目”之一。2009年，“慈善事业法”被列为七件预备项目之一，当年9月，官员称《慈善法》起草完毕，进入到立法程序。

　　2010年，“慈善事业法”再被列为预备项目，2012年，全国人大赴各地调研，为新法出台做准备。

　　慈善立法究竟有什么内容？

　　国务院法制办曾有官员解释，至少应当有三方面突破：1，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2，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和权利保障，3，在慈善领域引入竞争和效益机制——它解决的是慈善环境的本质问题，几乎接近国外完善的慈善运作机制。

　　慈善立法为何这么难？

　　今年四月，全国人大专赴武汉调研慈善立法一事，武汉市慈善总会常务秘书长黄沙利是当时的与会者之一。做了多年的慈善工作，以她的理解，慈善立法，不是不为，是太难了。

　　首先是政企分开的问题。比如慈善会，从中央到地方，既是政府下辖的一个管理部门，又是慈善服务的一个中介组织，又是教练员，又是裁判员，角色如何定位？假如机构剥离，全国慈善工作部门，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数编制数以十万计，难度可想而知。

　　再则涉及到管理体制。目前主要的一些慈善性质部门，如慈善会，红十字会，残联、青基会等，都是中央到地方，分属不同系统，这些如何调并？

　　还有利益受损的问题，如税务，如果组织可自愿申报，也都能减税，对税务收入自然是减法。而账务公开的问题，怎么也跑不到政务公开前头吧？

　　不过，黄沙利说，慈善立法是大势所趋，只是快慢问题，每年全国两会都有相关建议。去年，民政部已经放开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注册。如今，深圳、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都提前尝试了地方立法，全国性的慈善立法，应当不会远了。

　　去年12月，临近年末，甘金华（右）照例赶回老家新洲汪集吴河村，给家庭最困难的20个孩子送去2万元资助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