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村官卖地贪逾7千万 用千万集体资金还赌债

　　广东查办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人数同比增近三倍，涉农职务犯罪逐年递增

　　新快报讯 记者黄琼 通讯员陈云飞 韦磊报道中山一个小小村官竟借地生财，疯狂敛财7000余万。昨日，广东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查办与预防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总体情况，以及从今年开始的涉农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的部署情况。据统计，2013-2014年，广东检察机关共立查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案件1105件1270人，人数同比上升291%。部分职务犯罪案件发生在农村救灾、移民等专项款物领域。

　　据统计，2013-2014年，广东检察机关集中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查办与预防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共立查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案件1105件1270人，人数同比上升291%。其中，重特大案件510件，占比46.2%;要案90人（含厅局级7人），占比7.1%;贪污贿赂案件742人，占比58.4%;渎职犯罪案件528人，占比41.6%。上述犯罪造成37人死亡，经济损失约24.3亿元，通过办案挽回经济损失近3亿元。

　　广东省检察院反渎局副局长张健介绍，专项工作坚持将林业、国土、水利、环保、农业、规划建设等与生态环境维护和治理职能密切相关部门的人员作为查处重点，共立查林业部门142人，国土部门94人，水利部门80人，环保部门72人，农业部门63人，规划建设部门37人。

　　张健介绍，近两年来，全省涉农职务犯罪又有所抬头，呈现出频发、高发、逐年递增，涉领域和人员较之前更为广泛，危害后果更为严重。

　　张健举例，2013年遭受强台风“天兔”、“尤特”影响的汕尾陆丰市、肇庆市怀集县、韶关乐昌市均发生了镇村干部侵吞救灾款、扶贫款事件。

　　典型案例

　　卖地敛财还挪用集体资金还赌债

　　新快报讯经查，1998年至2011年间，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宫花村办公司原经理张连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公司财务马雪梅，在协助政府从事对宫花村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及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的过程中，共同侵吞宫花村国有土地或土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7249余万元。

　　同时，张连合、郭仲强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宫花村集体资金共计人民币1131万元用于归还赌债。此外，2001年和2006年，被告人郭仲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用于向宫花村购买土地的款项共计393万元后占为己有，用于做生意和个人生活花费。

　　后经法院审定，张连合犯贪污罪和挪用资金罪，一审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郭仲强犯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一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马雪梅犯贪污罪，一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张健表示，该案跨度时间较长，有十余年，主要是因为涉及土地的性质转换等复杂流程。而张连合等人，假借转让土地，成功骗取政府文书后，又撕毁合同，最终将土地转到各自掌控等公司，以此牟利。

　　【延伸阅读】盘点广州村官职务犯罪:征地和基建成贪腐重灾区

　　王云涛/漫画

　　检察院梳理广州村官犯案“地图”，侵吞征地补偿款、土地转让等是“重灾区”

　　村官虽小，权力不小。有人为了廉价租售地块，给村官送上3000万元收买。近日，今年的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落下帷幕，番禺区检察院对近年广州村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盘点，梳理了村官犯案的主要“地图”。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立案查处农村涉腐案件138件，占全市查处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30.5%，同比上升76.9%。

　　补偿款成“唐僧肉”

　　关键词

　　征地拆迁

　　随着国家公路建设、城镇化建设等项目的不断推进，伴随征地拆迁产生的巨额补偿款，成为不法分子垂涎三尺的“唐僧肉”。总有人在补偿款统计、发放、使用、管理等环节纷纷伸手，想方设法分一杯羹，从而引发大量职务犯罪行为，是村官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首先是弄虚作假，骗取征地补偿款。利用职务便利，在征地拆迁面积测量时故意虚报行贿人被征地面积或附作物，或虚构的宅基地使用证等获得违章建筑产权证后，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

　　另外是公款私存，侵吞征地补偿款。在征地补偿款管理工作过程中，采取“公款私存，截留私分”的手段，将公款据为己有。例如某经济联合社党支部委员黎某某，就是在管理某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征地补偿款工作过程中，采取上述手段，伙同他人共同侵吞征地补偿款130万元。

　　而擅作主张，挪用征地补偿款也是重点问题。某些村干部私自将村集体的公款挪作他用，有的甚至将补偿款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或将土地征用补偿款用于投资国债，委托证券公司进行买卖及回购业务，从中收受回扣等。

　　收好处费低价出租

　　关键词

　　土地转让

　　各地乡镇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房、修路、建厂等基础建设用地大幅增长，土地的出租、转让价格也成为村官生财的重要手腕。

　　一些村干部贪图私利，通过设立各种奖金、虚列各种费用的形式，将村集体的资产转到自己手中。而有的村干部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改变出租土地的用途，指使承租人将原本规定用于经营种植、养殖业的土地转租给他人另作非农业用途，好处费中饱私囊。

　　私自置换用地指标。比如，某村村委会主任黄某某接受他人请托协助办理建设用地指标置换，私自以该村名义办理该村建设用地指标无偿置换给同镇另一条村的相关手续，从而多次收受请托人贿送的好处费共计35万元。

　　也有村干部收受好处费后，低价出租、转让农村集体土地，损集体肥私人。如某村村委贪污受贿窝案中，涉案村干部收受3000余万元贿赂后，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开发商转让合作开发项目的股权，并擅自将开发商的股权大幅提高，还将合作开发的位于广州繁华地段的集体物业长期以极低价格出租给开发商，将地下停车场物业无偿转让给开发商，导致村集体利益严重受损。

　　受贿安排项目工程

　　关键词

　　基建工程

　　借新农村“三旧”改造工程建设，有些村官在其中大捞特捞，并在油水中滑倒。村官们由于在村内工程建设领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且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在建筑工程发包、填土方工程管理、工程款项结算、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腐败高发。建筑方往往为了承揽工程项目、顺利通过项目验收、快捷获取工程款，向村官贿送巨额款项。

　　又比如，某村“两委”黎某某等四人共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与广东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商谈该村“三旧”改造项目合作事宜的过程中，收受房地产公司委托的中间人黄某所送的好处费50万元。

　　帮住户“摆平”清拆

　　关键词

　　包庇违建

　　农村事务繁多，权力寻租机会多、空间广，有的村官是雁过拔毛，不放过任何一个“揾食”的机会，包庇违建谋私利便是其一。某村党支部书记冯某某、村委会主任何某某利用职务便利，出租村土地给他人违章兴建工业厂房，并在国土、综合执法部门对该违章建筑要求清拆和复绿的过程中，对承租人给予关照并为之谋取利益，从中多次收受承租人贿送款项共37万元。

　　对于“救命钱”他们也不放过。最低生活保障金、残疾人专项补助金、慰问金等救济款物的管理和发放，本是村干部的职责所在。然而，现实中有的村官竟昧着良心将这些“救命钱”据为己有。比如某村村委委员廖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负责代政府发放本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慰问金等救济款的过程中，多次挪用社会救济款2万多元归个人使用。

　　（原标题：职务犯罪案 “芝麻官”占三成）

　　【延伸阅读】12起村官巨腐案涉22亿 7起与土地、拆迁有关

　　今年2月26日，网曝“坐拥20亿资产”的深圳龙岗南联村官周伟思（前右）在深圳市中级法院受审。新华社发

　　12起村官巨腐案涉22亿

　　“千万级”贪腐村官多来自江浙粤等地，7起与土地、拆迁有关

　　近日，北京市纪委对农村基层“小官巨腐”展开专项整治。此前，中央第二巡视组指出，北京市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因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以及征地补偿衍生出多位“千万级村官”。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

　　统计发现，“千万级村官”大多来自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北京等经济较发达地区。12起案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起，其他案件则涉及安置房、贪污集体资金、国家农资补贴等领域腐败。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实习生 杨雨奇 赵欢

　　土地转让，村官是“土地爷”

　　土地补偿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委会作主，贪腐与土地利益关联性极强。

　　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撰写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中，村干部位列五大高危官员群体之首。书中介绍，在村官的形象危机中，贪腐问题最为突出，其中一个广泛的共性便是与土地利益的关联性极强。

　　一直以来，我国土地征收“剪刀差”问题突出，与补偿相关的征地制度改革也被认为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难题之一，然而目前我国仍没有征地补偿的专门法律，利用制度漏洞贪腐的案例时有发生。

　　去年7月底，浙江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

　　而从2012年底被爆料的“20亿村官”周伟思案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身为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的周伟思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的巨额贿赂。

　　再比如，去年海南省高院审理了一起村官侵占征地补偿款的案件，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海口市石山镇荣堂村民小组和玉库村民小组多位村干部骗村民签字，侵吞了征地补偿款高达1300万。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对新京报记者透露，村官在征地过程中进行贪腐，隐蔽性比较强。“征地过程中，国家往往都是通过与村干部来谈判征地条件的。如果村干部通过做手脚的方式隐瞒某些条件，或故意曲解某些条件的话，普通村民实际上就不可能知道真实的征地条件是什么。”

　　有学者曾提出，由于在农村集体土地出租、转让中，租赁费的多少、土地补偿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委会作主，村干部就是“土地爷”。

　　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征地补偿款被挪用或截留后，失地农民时常会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多次上访。去年11月28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表示，农村土地征用成为信访的主要问题。

　　“二传手”截留国家惠农补贴

　　虚报冒领、骗取危房改造补贴款、截留扶贫资金、贪污粮食补贴等涉农腐败案多发。

　　由于村官掌握国家惠农补贴等各项资金的发放权，其功能类似于“二传手”。新京报记者发现，各地纪委通报的基层违纪行为中，村官贪腐的另一重要对象是国家的各类补贴资金。

　　以青海省为例，今年以来青海省纪委与西宁市纪委共通报了12起基层干部违纪典型案例。其中，骗取国家补贴的案例有9起。

　　梳理全国各地纪委通报的村官违纪案例中，虚报冒领、骗取危房改造补贴款、截留扶贫资金、贪污粮食补贴等涉农腐败较为多发。此种类型的贪腐数额相差非常大，而贪腐的渠道也多样。

　　今年6月5日，山东省潍坊市纪委通报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冯良禹，与他人合伙虚报骗取母猪补贴1800元、挪用村民低保补助金1300元、虚报冒领小麦直补款1816.05元。

　　由于对农村账目缺乏审计程序，套取国家惠农资金的行为屡屡发生。去年年底，山西省晋城市纪委通报泽州县高都镇大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原海军套取国家粮食直补款逾15万。

　　此外，在纪委通报中，多地村干部存在“强揽工程、违规发包工程”的行为。

　　今年6月底，《湖北日报》报道，大冶市查办了罗桥街道办事处港湖村原支部书记、主任刘某通过强揽工程、违规处置村集体资产等手段非法敛财达1300余万元案。

　　据安徽省某市一位不愿具名的村主任对新京报记者介绍，在当地，村官成立公司在幕后操作包揽工程的情况已不是新鲜事。他介绍，由于当地煤炭资源丰富，涉矿村庄的潜在利益刺激了“贿选”的产生。

　　“想要开矿，就需要通过村官与村民协调。村官因此可以获得所谓的‘协调费’。此外，一些村官自己开公司，向开矿的要工程，要项目。”

　　农村的财务谁来监督？据上述村主任介绍，目前对农村财务的监督主要是乡镇的农经站，是县农委的下属机构。此外就是村里的村民监督委员会。“村民监督委员会就是个空架子，监督人员一年拿到国家几百块的补贴，起不到什么作用”。

　　在这位基层村官看来，“村官出现违纪的行为，有人举报纪委才会查，一般不会主动检查。”

　　多地出台文件治理村官腐败

　　专家称，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农村外部监督缺失，内部监督力度也很弱。

　　近日，北京启动的“小官巨腐”专项整治，将矛头直指征地拆迁中侵害群众利益、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农村“三资”管理、涉农资金管理腐败、农村工程建设腐败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类似的治理也在全国多地可循踪影。

　　为了治理贪腐村官外逃的现象，广州市纪委于2013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管理意见》，将全市2014名村干部纳入公安机关出国（境）登记备案范围统一管理。

　　新京报记者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包括省市县在内的15个地方已经出台了治理村官腐败的相关文件。

　　这些文件中普遍针对的问题包括强占征地补偿安置款、挪用农民补贴资金、挥霍集体财产、向农民乱收费等行为。

　　贵州大方县高店乡，为避免村官“任人唯亲”，在治贪文件中提出“建立干部亲属信息档案”，对全乡现任村干部的配偶、直系亲属和三代以内的旁系亲属进行信息采集，实行一村一档、一人一袋纳入管理。

　　然而对于地方出台的各种治理政策，胡必亮认为，对于治理农村腐败，来自外部的约束是有限的。“村里的事务大多属于自治性质的，只有是来自内部的约束方式，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因此要逐步形成自我约束的良好机制。”

　　胡必亮表示，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农村外部监督缺失，内部监督力度也很弱。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翁鸣曾于2008年至2013年6月期间，在河北省青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据他介绍，全县有345个村，县、乡纪委几乎没有精力去一个个监察村干部违纪情况的。

　　“很多地方在形式上设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但起到的作用很小。”胡必亮分析，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农村的管理体制有关，党组织在农村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如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自律，实际上就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农村也收到许多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家族制度，如果村里的主要负责人来自大家族，一般情况下村民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也形成不了有效的监督。

　　在胡必亮看来，村务公开虽推行多年，但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往往只是“流于形式”，农村的财务管理在不少地方也不太规范。“如果村里的会计是村干部本家族的人，或是由其亲戚朋友担任，往往就是村干部说了算，让怎么记账，就怎么记。”

　　翁鸣则认为，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已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农村的权力架构设置要调整。目前大多数农村仍是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这还是行政化、命令式的领导。”与此同时，被赋予监督权力的村民会议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在翁鸣看来，目前我国许多农村治理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元化的领导模式，而未来村治结构需要增加民主的元素，创新民主治理的机制。“村官说了算，这种不受监督是违背民主和违反村民自治的。”

　　【延伸阅读】云南一村官遭村民联名举报 有关部门已展开实地核查

　　图为云南香格里拉县虎跳峡镇史跨迪村小组村民联名在网络上举报该村小组长雀坤华违纪违法　和晓莹　摄

　　中新网昆明11月4日（和晓莹）日前，云南香格里拉县虎跳峡镇史跨迪村小组村民联名在网络上举报该村小组长雀坤华违纪违法。4日，该县宣传部门对此事作出回应称，目前当地有关部门已成立调查组，对此事展开实地核查。

　　近日，香格里拉县虎跳峡镇史跨迪村部分村民联名在天涯发帖举报称，该村党支部书记、小组长雀坤华通过非法手段连任，国家扶贫项目巨额项目补贴去向不明，组织社会人员以武力、罚款等手段威逼群众无偿参加各种工程施工，私吞村民低保等国家惠农资金等问题。

　　此外，帖子中还详细列出了雀坤华在任职期间强迫村民为公务人员免费劳动工、强占优质农田、涉嫌指使帮凶堵路、非法代填选民选票等违法乱纪事件。

　　事件发生后，香格里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于11月1日派出由县纪委、监察局、政法委、组织部、检察院、公安局、审计局等多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进行实地核查。

　　记者了解到，今年8月份还有媒体以“2014寻找最美村官候选人：雀坤华”为题，报道了雀坤华作为领头羊，为了给村里建设活动场所，拆了自己的住房，砍了自家核桃树，并扛下用于集体发展的贷、借款200多万元，带领贫困山村史跨迪村变成致富村的先进事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