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陈省身回忆：“1937年抗战开始，清华要我回来，在数学系做教授，所以我离开巴黎，先到美国，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个念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办法。所以先回来再说了。”

    在当时知识界与政界中，有一股失去民族自信心而投靠日本的逆流。陈省身认为，一群留学生在抗战开始之际归来了，这让人们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是“很了不得的，最基础的贡献”。

    李政道西南联大入学表

    当“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转移迁滇，以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等教员为首的师生们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

    步行团成员吴征镒说：“虽然叫行军，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习惯像军队一样排好队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长。有的同学搞社会学的，或者搞文学的，还深入到民间，去访问民族歌舞、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和闻老师、李老师坐在公路边上，互相议论国事，谈学问，谈所见所闻。”

    邹承鲁西南联大入学表

    中国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之道。在学校流亡民间的途中，乡绅是他们最有力的基层支持者。“步行团”路过贵州玉屏县时，县长发布告说：“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

    在偏僻的贵州，有一支童子军的队伍来欢迎他们。

    在抗战岁月，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要接受“童子军”的训练。我曾经看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少女的她威武如军人。母亲告诉过我，那就是童子军。她还教我唱：“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母亲终身保持着那一代人的坚韧和对日本入侵者的民族仇恨。

    “七七事变”不久，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一批批的战时大学，战时中学和小学。

    危急关头，为了保全血脉，北中国的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

    许倬云先生写道：“当学校的队伍，列队走过家门口时，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背一个背包和口粮，两双草鞋，列队进行。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实在舍不得，哭着要我的母亲，将二哥从队伍中撤出来。母亲答道：‘我们的孩子，能留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快亡了，这些留下的种子，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扳回自由和独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隶。’”

    齐邦媛回忆，她的父亲带着学校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走：“这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我们住了无数住店。学生们都被安排住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随着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学和中学，也纷纷内迁，每一个省的教育厅，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在内移的过程中，学校教育没有中断。这些学校各自落脚在内地的偏僻地方，恢复正常的课业。

    除了这些有组织的迁移，沦陷区还有无数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后方，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

    王鼎钧先生写道，陈立夫当时主张收容教育沦陷区青年：“当年他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他也一向反对把学生编进队伍当兵，又有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万矢志向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

    1994年，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成败之鉴》，把这一段政绩说个详细。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沦陷区）青年的方案，沦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书中说“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事实上，得到“贷金”救助的不只是沦陷区学生。在我所采访过的西南联大校友中，如当时从缅甸回来的华侨学生王汉斌以及云南本地白族子弟王希季等，他们都说，自己是靠着“贷金”度过读书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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