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弦诵不绝 英才云集

    齐邦媛说，当时的老师们有一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张校长对南开学生们的警句是：“中国不会亡，有我！”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北大红楼

    很快长沙被轰炸。到1937年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们发生过“是读书还是参军”的争论。最后大家认为：因为抗战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学业不能中断。

    钱穆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任继愈回忆，到昆明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成为各大学首先选用的教材。”“历史系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结合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围来观察。”像雷海宗、陈寅恪这样的学者讲课时，都从不翻书，娓娓道来，令人忘倦。

    百家争鸣的学风在西南联大盛行。“罗庸讲《唐诗》，第二年闻一多也开《唐诗》。闻一多讲《楚辞》，第二年罗庸也开《楚辞》。两人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只有三五个学生来听讲，闻一多也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程毓淮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称号。”

    学生中跨系听课蔚然成风。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走好几里路到校本部听文科的课。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大学入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标准一说。”何兆武先生回顾当时的教育，说：“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梅贻琦的名言道出了中华独有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它与《陋室铭》的优秀传统遥相呼应，在这个学术与教育流亡的战争年代里，更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力。

    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妇设计的土坯铁皮屋出现在昆明城西。这就是西南联大的“新校舍”。从这些铁皮或草顶的土屋里，走出了使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

    “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初逃出北平，来到昆明，遵照父亲送别时的悲壮叮嘱，“学科学能救中国”，他报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地质学家郝诒纯，曾被联大人称为“校花”。她长得漂亮，功课好，是篮球队长，学生会主席。人们认为这样的女生应该学外语，她却选择了地质。“我转地学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响。他是袁复礼，第一届跟外国人合作组成西北考察队的队员。”袁复礼深感外国人的考察企图，是为了预备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他用这一段经历教育学生。郝诒纯将终生献给了野外考察。

    邹承鲁说：“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是杨石先，后来的南开大学校长，我就记得后来选择生物化学专业，是受他的影响。”邹后来成为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带头人。

    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忆：“我们还要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学，就是为了要打赢日本人。”

    由于战时的条件限制了研究的进行，大师们转向投入“本科”的教学，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学生一入门就受到“研究生”规格的启蒙。

    带着一封浙大导师的推荐信，李政道在战火中艰辛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转到联大的。我一年级在浙大，二年级转学到昆明。”吴大猷通过解题验证了这名物理奇才。“带我的主要是吴大猷先生和叶企孙先生。他们答应我，选二年级的课，教我三年级的。”其实，对李政道的发现是从浙江大学开始的。这是战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着中国“师道”中“惜才”的美好传统。

    在中国被封锁的年代里，梅校长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又辗转香港运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

    当杨振宁等人在1945年后“留美”，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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