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行业协会成输送利益渠道 协会公款成私人腰包

张浩/漫画

　　10月18日，中国畜牧业协会原秘书长沈广之妻王艳青的上诉请求被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终审驳回，轰动一时的沈广重特大贪污案落下帷幕。而此时的沈广，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有余。近年来，行业协会负责人涉及贪腐案件屡屡被曝光。2014年10月，深圳市民政局在同一天通报了三起行业协会会长违法违纪案，包括深圳市清洁卫生协会会长周恒德、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黄锡光和深圳市自卸车协会执行会长黄恒律。

　　“与常见的官员腐败、商业贿赂相比，行业协会腐败本身更加隐蔽。很多行业协会虽然是社会组织，但本身掌握着一些隐形权力，比如制定行业规则、行业评比等。这些权力如果缺乏公开和监督，同样可以用来以权谋私。”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告诉《方圆》记者，从实质上讲，行业协会之所以能够通过向会员单位乱收费等方式获取非法利益，其基础在于背靠政府，拥有政府授权，实质上仍然是权力滥用。

　　行政权力腐败的延伸

　　行业协会，居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提供服务，搭建起双方沟通的平台，属于我国民法规定的社团法人，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全国依法登记社会组织62万个，其中行业协会商会近7万个，包括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800多个。

　　在数量庞大的行业协会之中，并非个个都是彻底的“民间组织”。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侦查一处副处长林裕向《方圆》记者介绍，这些协会之中，有的是从国家行政机构转变而来，有的甚至是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具备一定的行政权力；有的行业协会本身还保持着部分公务员编制或事业单位编制，或者挂靠在行政部门、事业单位。这些拥有“半官方”背景的行业协会，被称为“红顶中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林跃勤看来，行业协会腐败主要就是“红顶中介”及其负责人，滥用其手中拥有的部分直接公权力或间接公权影响力，从事违规、违法和谋取私利的行为。

　　“腐败一般是指官员为谋私而滥用权力。行业协会及其工作人员并非权力部门和公务员，不牵涉享有公共权力的主体，似乎与典型意义的腐败行为挂不上钩。”林跃勤表示，但实际上，协会拥有政府赋予的准行政职能或独占的权威公共服务资格，对于这种权力的滥用，是行政权力或公权腐败的变种或延伸，或可称之“泛公权腐败”。

　　程文浩表示，从以往案例来看，行业协会腐败的表现形式，就内部而言，一种是行业协会内部管理不善，领导或工作人员贪污或者挪用公款，另一种是人事任命上的腐败，比如安排领导子女工作、享受不正当福利等；就外部而言，一种是协会利用政府部门下放给它的审批权，借助制定行业标准、评选评比等向会员单位乱收费，另一种是行业协会充当利益输送渠道，代会员单位向主管部门行贿。

　　协会公款成“私人腰包”

　　“贪污公款是协会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身居要职的领导，往往在内部搞‘一言堂’，独自决定协会公款的流向，甚至将款项纳入私人腰包，致使财务制度形同虚设。”林裕向记者表示。2014年，湖北省纪委查处了一起私藏“小金库”案件，案件的主角是时任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旅游局质量规范与管理科科长兼旅行社行业协会秘书长曹东来，他利用自己在协会的身份大肆敛财，将协会收取的培训费、会费等，统统存进自己的账户。

　　中国畜牧业协会原秘书长沈广贪污案也是如此。从2009年到2012年，沈广利用开办各种展会的名义，私自截留会展收入、侵吞会员参展费，共贪污协会公款1200余万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少行业协会要职多由退下来的官员担任。今年6月落马的安徽省蚌埠市建筑业协会会长张贵森、浙江省衢州市建筑行业协会会长许林森，在出任协会负责人之前，都有着实打实的“官”字背景。张贵森曾任蚌埠市建设管理局党支部书记，而许林森曾任衢州市建设规划局副局长。

　　“我们了解到，从机关单位、部委退下来之后再担任协会的领导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各个行业协会都与该行业的行政机关、政府部门存在紧密联系，所以领导班子退下来之后去协会挂个职，享受各种工资福利的情况也客观存在。”林裕表示，一些退休官员在担任行业协会要职后，继续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从事贪腐活动，比如享受高级别待遇，为吃饭消遣活动找个“挡箭牌”，为官员亲属、朋友提供工作，也为自身腐败提供“帮助”。

　　四川省工程爆破协会常务副会长李荣飚，将其侄子安排在协会做出纳、将亲朋好友安排在办公室任主任，其非法收受的1500万元赃款大多数都是通过协会开发票、做账，实际上把协会当成了转移受贿赃款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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