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河南省平顶山宝丰县翟庄村,当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经头”。2015年10月3日晚,这个村子里一个22岁的“神经头”彻底消失了。10月4日警方发现时,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处机井内。
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患病十几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骂人的“神经头”不见了。
没有人想要见到他,包括他的父亲。
10月27日,其父王军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将王军的杀子动机描述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为经常对家人构成生命威胁。王军对杀害儿子的行径供认不讳。
而在村民和亲戚的印象中,王军却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人”。他曾带儿子看病,却因为无法承担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复发的儿子砸折了他的肋骨;当发病的儿子拿着菜刀威胁他和妻子时,他开始担心,迟早有一天他会控制不住儿子手中的那把刀。
父亲王军发现,他已经无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儿子和家庭。
最后一次“看病”
王军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
2015年10月3日傍晚,翟庄村东村口的大片麦田已完全淹没在黑夜中。离东村口不远,王军和他那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住在一个刷着暗红色油漆大门的院子里。晚上7点左右,王军推开那扇门,启动了停在家门口的摩托车。王军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王健说,要载他去“看病”。
实际上,王军已经有半年没有带儿子看过病了。而这半年却是王健犯病最厉害的时候。
沿着王家门口的水泥地向西大概六七间房的距离,是王健姨妈李艳芳的家。每当邻居听见王健在家里“闹得厉害”时,就会跑来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着菜刀追着俺姐砍,他俩在院子里转。”李艳芳神情紧张地压低了声音,就像王健还在她眼前一样,“还有一次,我跑到他家时,看见俺姐的小儿子正跪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说:哥,哥,不要砍咱妈了。但健健说,非要俺姐也给他跪下才行,结果俺姐就给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他不‘神经头’时像人,一‘神经头’就不像人。”在翟庄村里,人们称呼精神不正常的人为“神经头”,在一位的村民印象中,这个姓王的“神经头”已经得病十几年了。“我姐姐家早就不成个样子,家里面那些凳子、电饭锅都叫他给砸了,床也撞坏了,我就跟俺姐说她家早晚得毁在健健手里。”李艳芳说,“他一犯起病来,直接吼他爸妈的名字,不喊爹妈的。”
最近这半年中,李艳芳曾3次看见外甥拿刀威胁姐姐和姐夫。今年22岁的王健,正值壮年,她拦不下。幸运时能碰见没有外出打工的中年邻居来帮忙,但大多数时,上了年纪的村民们也只是围在院子外面瞧瞧,或是吓得跑回家。实在没办法,她就跑到大哥家,叫他过来“吓唬”他。李艳芳发现,王健“怕恶人”,怕比他厉害的人。而姐姐李素英和姐夫王军却都是“老实人”。
2015年春节后,王健拿大石头砸断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军的肋骨。王军蹲在路边捂着肋骨,不敢动,甚至有人看见他“噙出泪来”。春节前,王健曾因病情严重入院治疗,本就欠债的王家,又花出去了“一大笔钱”。而王健这一打,不仅叫王军失去了一次出去赚钱的机会,也让这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又添了一处伤。
十年前,王军就曾在做工的煤窑上出过事,废了左肩膀。窑上给了几千块钱了事,但他一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也随之消失。之后,他只能去县城里找点轻活,有时跟着装修队打杂,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而那时也是王健开始发病的时候。
“情绪暴躁、骂人”,一开始,王军并没有想到儿子会发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曾带他看病、拿药吃。而看病的频率却取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没钱了就不治,有钱再去治,他爸打工的钱都给他治病了。”一个村民说。
在离翟庄村大约30公里的宝丰县精神病院里,医生查到了有关王健的两次住院记录,一次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另一次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2月9日。连续两个疗程的住院治疗,是因为王健的精神分裂症已发展为重度。“患病前期,他在家中拒绝服药,这会影响到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控制。”医生翻看着王健的病例说。
2015年春节前,王健病情稳定,出院。6个月的治疗,免去国家报销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王家大约支付了五六千元。这笔钱,让王军不想再送儿子去医院。
今年3、4月份,李素英去医院给儿子拿药时曾和当时应诊的医生说,儿子病又厉害了,在家里拿刀威胁她,说是要杀了她。医生建议她,让病情复发的王健继续入院治疗,但李素英并没有将儿子送到医院去。
不久后,这位医生又接到王军的电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有啥好政策吗?那孩子俺不想管了,您那儿管吧,俺不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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