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互联网大会| 不是中国要提高规格，而是实力到了-沈逸-观察者网

  【冬天的乌镇本应该是旅游淡季，但因为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这座江南小镇变得重新热闹起来。与第一届相比，这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规格和规模上都提高很多，引人注目。那么，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这一年来中国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又有哪些成就？

　　作为首届互联网大会的亲历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近日接受观察者网专访，谈谈这一年来中国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发展，以及对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期许。】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媒体登记现场

　　观察者网：去年首届互联网大会召开时，基本是中国人自己在跟自己玩，但到了这次，整个论坛的规模和规格都提高了很多，习近平主席也会去，还邀请到了很多外国领导人。这次规格会一下子提高这么多？

　　沈逸：这说明中国在认真把互联网大会当作我们的主场。所谓的规格高，无非就是以中国现在的体量和客观影响力，中国要认认真真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肯定是这个规格。就算有些国家不待见，派一些级别很低的人来，但还是一定要派人来。开幕式之前我听到有消息说，几乎所有与会国家都表示一定要参加开幕式，主办方说会场比较小，他们说没关系，站着也行。这说明别人重视我们，想要和我们对话。这个重视不是说我们自己在提高规格，而是中国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别人的重视和尊重。当我们自己还在怀疑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影响力时，其实别人已经看到了。

　　观察者网：首届互联网大会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这次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加了后半句共建网络安全命运共同体，这个添加想表达出什么样的意思来？

　　沈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对互联网空间的治理是一个渐进摸索的过程，可能现实和我们的目标还有些距离，但我们知道大概要做的方向是什么。“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与其说是一个目标，不如说是对互联网的认识。中国现在认识到在网络时代，整个世界、各国民众在利益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共同体。它们通向相同的命运，不可能通过零和的方式获取各自的利益，但是具体怎么去做，当然要摸索。

　　第一届互联网大会上，我们迈出了一小步，只是尝试去用中国的方式阐释什么是互联网，什么是互联网的本质特征，第二届我们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树立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带有非常浓厚的东方政治色彩，它不像西式逻辑那样界定的非常清楚，你甚至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但是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你感觉这个feel不错，它是某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是对整体和宏观的判断，然后我们再去慢慢界定它。这有点像我们的改革开放，大目标定好之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大目标。

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前的乌镇

　　观察者网：“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不是更突出了网络治理的全球性？

　　沈逸：网络空间是一个国际社会，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大家对网络空间有重度依赖，离不开网络，但是真的有人决定我不上网，我减少网络空间的活动，降低对网络空间的依赖，这样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任何想在网络空间建立霸权的行为只会把人吓退，也会引发网络空间反弹。比如像美国的棱镜门，没有人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合理的，当被察觉之后，美国也会有所收敛，这就是微妙之处，这就叫做命运共同体。大家休戚与共、紧密相连，没有人能够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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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所谓的霸权完全不搭。网络空间是不需要霸权的，尤其是不需要一个霸权国家，它需要的是为建设公共性质的网络空间秩序或者行为规范，提供一些支撑和支援的这样一个行为体；网络空间也会回报，你提供这种东西后，你的发展、你的获益会比那些不提供的国家要多些，但是这不代表网络空间的行为规则就由你说了算。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其实已经称霸，但是美国能够为所欲为吗？不能。

　　观察者网：1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关注最多的还是互联网审查这样的老问题，鲁炜主任的回复也很强硬。中国在互联网治理领域采取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外界正确理解？

　　沈逸：中国政府在管理互联网的政策调整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去追求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这个国家利益和外界的认可是一致的，那最好；但如果它的方向和外界的方向有差异，那肯定国家利益优先，也就是说，我们判定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如何判定和看待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这种互联网管理政策判定标准，不是外界说好还是不好，而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国家互联网管理政策和今天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坚信或者确实发现，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这种管制，那就要管制，如果发现我们要适度放松，就适度放松，如果要换一种方式，就换一种方式，这一切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标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不理解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解释，你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可以跟你说，但不代表我们要按照你说的来，我们的底线就是国家利益。别人基于利益冲突不喜欢你，我们也不可能为了让别人喜欢而放弃国家利益。

　　观察者网：在网络治理领域，我们过去一直谈的问题是，这个领域的运行规则基本被美国和西方把控，中国很难插足。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是不是有利于打破这种局面？

　　沈逸：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想想看，在全球多边机构、公司、非政府组织里面有多少中国人，多少美国人？我们的公司、非政府组织有没有系统培养人才进去？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学习20世纪的日本，当时日本为了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把联合国里所有日本人能够做的有影响力的职位都加入日本人，然后制定一个十五年、二十年的发展计划，然后过了十五年、二十年之人们发现，这些职位上都是日本人。ICANN里面就一个中国人李晓东，这远远不够啊，应该多一些中国的技术面孔在管理顶层，中国应该在关键治理机构的核心岗位人选和名额分配提出改进方案，而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一个声音，要细化。中国要提升自己现实的治理能力，要一步一步去做。第一保持信心，第二不要盲目乐观，第三，要勇于实践。在乌镇开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观察者网：如果说全球网络治理要建立新规则，您认为这个规则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沈逸：“互通共享共治”嘛，这个东西一定要为和平和发展服务。具体的说，不仅要能够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而且能让各个国家尤其是技术欠发达的国家从中获利，这才是关键。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