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场盛宴，向记忆里的春节味道致意

年夜饭总是热气腾腾的。

    本文节选自《舌尖上的新年》，本文作者为《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

　　我参加工作25年，这25年里只有一两次的春节是在自己家过的。除了多几天假，过年那几天对我来说和工作时间无异。

　　从美食的角度，我吃过的最怪异的年夜饭是在日本NHK的食堂。那是1998年，我在日本参加培训，三十那天晚上开饭的时候，培训老师突然说：“我们有一位中国学员，今天是中国人的春节，在此让我们为他庆祝。”我很有点小感动。老师所说的庆祝，就是在那天的份饭里特别为我加了个小碗，碗里盛着一只饺子、一点汤。那饺子就是日本超市里常见的广东产速冻大馅饺子，因为太难吃了我没吃完，但这份心意感人。

　　其他的年夜饭都乏善可陈。刚工作那几年春节我都在值班室值班接电话，订个盒饭就算了；后来轮到同事值班，我却在外地拍摄；再后来值班和拍摄都少了，却经常是同事加班没回家，我也不好意思走，就陪着他们，找个饭馆随便吃点。年夜饭的馆子每年换，一起吃饭的同事年年变。对过年这件事，我的个人感情是抽离的，难以切身感受。《舌尖上的新年》需要把中国各地的美食和过年情感传递给观众，可我却恰恰是一个不与家人一起过年的人。

有些甜味形容不好，但总深藏在感官的深处戒不了

　　其实我很理解过年的味道。

　　小时候每到过年，我爸爸就做红薯糖。将红薯反反复复熬煮成糖浆，簸箕上撒一层炒面防止黏底儿，把浓稠的糖浆浇在簸箕上，晾凉。糖浆即成，吃法多样。一种是把糖掰成块儿放碗里，隔水融化，待糖软下来后将筷子插进糖里不停地搅，卷出来像棒棒糖一样，还能拉出很长的丝。还有一种吃法是将花生、芝麻剥好、炒香，加桂花、青红丝一起铺在桌上，把熬化的糖稀浇在上面，等它冷却，切片。有的人家不用花生芝麻，买一毛钱的米花或者玉米花来配糖稀，自制米花糖。不怕麻烦的还能用红薯糖做酥糖。将炒面薄薄地铺一层在板上，浇上红薯糖，待稍冷却卷起，一边卷一边撒豆粉，最后切成花卷状。放凉后酥糖变脆，咬一口天崩地裂。这种简单零食陪我度过很多个天寒地冻的新年。

　　红薯糖没有结晶和萃取，颜色黑红、状似红糖，味道却非纯甜，而是一种面目不清的甜。现在这种糖非常少见，因为少有人做。有熬红薯的功夫，买一斤白糖化了做糖稀要快得多。

　　读大学那年的寒假，有天在宿舍里看书的时候，我突然非常想吃红薯糖。北京有各种糖，但无论哪种都没有那个面目不清的味道。

　　借拍摄《舌尖上的新年》之机，我们走了全国很多地方，最后在河北大名县找到了这种糖。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居然还有人在做费力不讨好的红薯糖。带着惊喜和敬佩，品尝之下，我觉得味道不错。

颜色搭配其实也是很讲究的。

　　我妈妈拿手的过年厨艺是两样，年糕和粑粑。小时候的年糕特别香，细条状的年糕蒸出来蘸上桂花红糖，一口咬下，食材最本质的滋味相互交融，美极了。做粑粑，要蒸好糯米团成团，甜粑粑里加糖，表面油煎后直接吃。咸粑粑里放肉馅和菜馅，将切得细细的五花肉丝配着青菜团成团，加上干辣椒切出的辣椒丝一起放进方盘里，用擀面杖来回擀，最后用刀切成方块。对我家来说，团成圆的代表甜，切成方的代表咸，无论方圆，粑粑都只有在过年才能吃到。

　　物质匮乏的年代，拼的是手段和关系。也不知道大家都是用的什么方法，总之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在过年前搞到足够的盐水瓶和西红柿。将盐水瓶用开水烧过杀菌，把秋天最后一波西红柿煮熟，加一点点盐、切成条塞进瓶里。我们称之为西红柿酱，但严格说起来它算不上酱，只是一种储存西红柿的方法。年前那个月你去看，每家背阴的地方都放着一溜红，它是春节的一种颜色。这是主妇的细密心思——要在这新旧交接之际带给家人好意头。有了西红柿酱，年三十的餐桌上就能多一盘西红柿炒蛋，菜的颜色也更丰盛一些。

　　我一直觉得我们家是很典型的南北中国，典型在我父母的家乡分别在淮河两岸。吃米还是吃面，一提起这个问题南方人和北方人总能掐起来。这个问题在我家同样存在，却从没因此产生过矛盾。我爸爸是淮北人，吃面；妈妈是淮南人，吃米。我爸觉得吃米饭吃不饱，我妈觉得吃馒头吃着玩，他俩永远吃不到一起。但老两口结婚50多年没红过脸。

　　我妈做米饭，换小火的时候总会给我爸放进两只馒头；我爸做馒头，蒸锅的中间总是空的，为的是给我妈热一碗米饭。就这样，遍及全国的米面之争在我家一直争不起来。过年时，他俩也按照各自的口味分工协作。我妈妈负责做糍粑，我爸爸负责做烧鸡和红薯糖、炸排叉、炸寸金，最后年夜饭的餐桌上也是南北荟萃。

　　烧鸡一定得有，别人家的烧鸡可以去买，我爸是符离人，亲手做烧鸡是他的执着。将自家养的鸡宰净，把糖在油里融化了，趁热往鸡身上挂糖稀，一遍一遍地淋，烫到鸡的皮肤微微泛红，糖稀挂满后把鸡放进油里炸，炸出漂亮的鲜红色，这时再卤，才好吃。说实话，我父亲干教育是一把好手，但做烧鸡的手艺着实一般。烧鸡要有老卤才香，但我们家不是开烧鸡店的，一年只做这一回，用的都是现熬的卤汤，论品相和味道当然比不上店里卖的烧鸡，但父亲手作的那个滋味让我难忘。

　　我父母都是教师，学校事情多，我和妹妹很小就自己做饭。只有过年的时候，父母才有时间和精力下厨，才能吃得这么精细、丰盛。更重要的，对父亲而言，年夜饭代表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餐桌既是年终总结，也是成果发布，七个盘子八个碗是必须的，有升学就聊升学，没有升学就聊平安，总之结论一定是：今年的生活比去年又好了些。

地域文化差异，让各地的年夜饭的风格迥异。

　　很多时候，过年那天我都在拍摄。

　　1992年，在无为县妇联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22位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从过完春节她们离家起开始跟拍，一直拍到她们进入北京、在家政服务中心找到第一份工作，拍到一年后的春节，她们又回到农村的家里。这部纪录片名叫《远在北京的家》。摄制组是临时组建的 “草台班子”，拍摄都在业余时间完成，经费很有限，出差只能坐火车，还常常自己往里贴钱，有时候还要把设备科的人灌醉了偷出摄像机去拍。

　　1993年的春节我们在无为县农村女孩儿的家里拍摄。三十晚上无为人要煮红豆饭，做肉烧豆腐棍子，很香。但我们拍摄时间紧，没时间吃饭，也不能占老百姓便宜。摄制组的人盯着机器拍别人家团圆，自己抽空啃点儿方便面。那滋味！

　　《舌尖上的新年》也是这么拍出来的，2015年春节期间，我们没有一次能正常吃饭。久了，再不自在也习惯了。

年夜饭讲究的是细活

　　2009年春节，我负责《生者》栏目，拍地震后灾区人民的过年故事，所有导演分布在四川的11个县。作为总导演，我在指导拍摄的同时，还要给大家做后勤保障。年二十九，我从成都出发，开车给导演们送吃的。一路到达汶川、茂县、萝卜寨、北川、都江堰，送的无非是方便面、火腿肠。送完补给回成都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突然意识到要过年了。给导演们送去的那些东西，平时还能凑合，年三十可不行。

　　第二天早上，我跟成都电视台的导演梁碧波、杨毅一起，先去菜市场，又去双流县，打包了芋儿鸡、烧肥肠、兔头、麻辣兔丁、鸭脑壳等冷菜。一路紧赶慢赶，从崇州到什邡的红白镇，晚上到江油，最后终于到达平武县的南坝镇，另外一组在青川拍摄点工作的同事那天也赶到南坝，我们和拍摄的那户人家一起过了个年。

　　三十晚上，他们家一桌，我们家一桌，我们这桌有主人家做的菜，他们那桌也有我带去的各种卤味。摄制组的人一边吃，一边拍他们过年。将近12点的时候，我去给那家主人敬酒，电视机里主持人突然开始声情并茂地朗诵，那是零点倒计时，离新的一年只有十几秒了。他们家人呼啦啦站起来，准备出去放鞭炮。我突然想到，哎呦，我敬什么酒呢，又不是我过年，还得拍摄呢。一回头，我们那一桌早就没有一个人，都各就各位干活去了——两个组、三台机器，最远的已经到山上准备拍全景了。外面的机器在拍摄，为了防止穿帮，我只能在屋里呆着，陪着两桌残羹冷炙，听着院子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看那家人过了他们这一生中第一次防震棚里的新年，心里百感交集。

　　过了12点，镇子渐渐安静下来，路上没人，灯也都关了。我们的人拍完回来，都两点了。

　　我说，要不咱再喝点，今天过年。

　　大家都摆摆手，说不行不行，要睡觉，太累了。

　　其实那天吃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

用一场盛宴，作别记忆中的年

过去年夜饭上能吃到最好的东西，而如今则更在意的是那种仪式感。

　　拍这个片子，食物不是最主要的，我们是想找到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正是食物和享受食物的流程与方法造就了我们，西方有句名言，叫“食物成人”(We are what we eat)，进一步来说，是“食俗成人”(We are how we eat)。人的味觉其实很奇怪，什么东西最好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类会有一个普世价值，但美食没有。健康？营养？这些都不能成为判定美食的标准。

　　我有个朋友，口袋里永远装着花生，无论何时何地，他总能找到借口吃几颗花生：要喝酒了，“哎，稍等，我喝酒过敏，吃点花生”；胃有点不舒服，“我得吃点花生”；晚上睡不着觉，吃点花生……花生对他来说是食物还是药物？或者是他最无私的信任对象？这很奇妙。他对花生的依赖，其实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只是在你身上，花生就变成了红薯糖、油炸糕、“爸爸做的猪肉炖粉条”、“奶奶包的饺子”……现代人活得太累、太畸形了，你需要相信，总有一种味道，像子宫一样，会无条件地接纳你。

　　现代化生活已经不需要看天时，不需要春节来传承经验、指导耕作，春节已经失去了历史意义。过去的春节是收获之后到下次开春忙碌之前这段时间的重要的庆祝活动，是农耕社会秩序的衍生和集中展现；现在的春节主题则是民工返乡、春运高潮、高速公路免费。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春节已经无用。我们今天纪念、展示中国的春节，是在向记忆里的春节味道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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