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赵贝佳

　　近年来，无论是老城治理还是新城规划，留给“路边摊”“临时集市”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些流动摊点串起了大街小巷，为市民提供便捷的服务。但与此同时，流动摊点也存在无序经营等问题，引发消费纠纷、影响市容市貌。

　　在“迎着需求走，做好供给侧改革”这篇大文章中，对流动摊点的治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相关管理部门既要依法整治、根除顽疾，也要重视民意，保留合理必要的供应。

　　流动摊点该何去何从？请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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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的摊点，移动的“便利店”

　　满足市民需求，提供就业机会

　　“来个煎饼，不要葱花不要辣。”每天清晨，在城市街边、地铁站出口，都有许多小白领围在热气腾腾的小推车食摊边，等待自己的早餐。

　　除了早餐的豆浆油条、宵夜的烤鱿鱼烤冷面，路边摊还会售卖水果、蔬菜和其他生活用品。家住北京西城区的陈薇经常光顾小区门口的流动摊位，“这多方便啊，回家路上就能把晚上和明天的菜都买了。要是撤了这地摊，还真是不方便。”

　　“下班晚了，就得找这些流动摊填饱肚子。”住在北京回龙观的黄晓萌表示，虽然很多便利店和饭店也营业到深夜，但其位置的固定性决定了是“人找店”，而流动摊贩则是“店找人”。“一次上班路上，我觉得鞋子磨脚疼，没走几步，就在路边摊上发现了鞋垫。这些摊位就像‘移动的便利店’，他们能揣摩透你的需求，带着‘供给’过来找你。”黄晓萌感慨地说。

　　如果没有了流动商贩，老百姓生活会受多大影响？陈薇觉得消费的便利性将大打折扣，“想吃水果，我就得绕远去菜市场，或者去超市。这样买到的东西会更贵，而且也没家门口卖的新鲜。”

　　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杨旎认为，流动摊贩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民的部分生活需求难以被有效满足，流动摊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需求空白，让市民消费更方便且成本低廉。

　　流动摊点不仅平衡了供需两端，还能勾起人们内心温暖的记忆。小摊暖黄的灯光，烤红薯的香味，小区里“磨剪子嘞抢菜刀”的叫卖，都能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温馨。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指出，流动摊点让大街小巷变得有活力、有魅力，而不是样板化的千城一面。“有小货摊的地方就有人群、有互动，会带来信息和资源的交流。路边摊让人觉得城市不只有钢筋水泥，还充满了人情味儿。”

　　人情味儿还体现在，流动摊贩多为就业困难的弱势群体和流动人口，有了摊位，就有了收入来源。北京金台西路地铁站口的早点摊主，是上个月刚从河南来北京的姐弟俩，对他们而言，早点摊就是养家糊口的“命根子”。芍药居地铁站口卖春饼的李大爷几年前和老伴儿从东北来北京，“两个儿子都在广州打工，挣得少，顾不上我们，俺俩的生活全靠这个饼摊了。”

　　“流动摊点有重要民生意义，解决了部分人群就业难的问题。”于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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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位不大，问题不小

　　从“便民”到“利民”，流动摊点亟待规范化

　　市民对流动摊点的意见也不少。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路边摊虽然“便民”，但离“利民”还有一定差距。

　　不少市民对食品质量表示了担忧。黄晓萌说，路边摊确实方便，但却让人不放心。“我老怕他们用的油、面等食材质量不好。相比之下，固定摊位的食品质量更值得信任。”

　　“流动摊贩是不是都没有卫生许可证啊？”陈薇怀疑道，“上次在军博附近买煎饼，吃了之后胃里难受了一天。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离火车站近，人来人往，商家不图回头客，所以卫生安全更没保障。”

　　此外，流动摊贩还对路面卫生和道路交通造成了影响。摊位往往集中在人流量大的路段，越是上下班高峰时段，生意越红火。摊边人头攒动，行人可就犯了难。“每天早晨从金台西路地铁站一出来，我就能闻到早点摊烟熏火燎的味道。路本来就不宽，摊位摆得混乱，排队的人把道都占满了。地面又油乎乎、黑漆漆的，走上去直打滑。”公司职员马先生无奈地说：“要是流动摊贩也能规范化就好了。”

　　其实，商贩们也期待能被纳入规范管理。李大爷感叹道，“守着春饼小摊，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怕违规怕罚款。我也想安定下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能划分固定的区域给我们做生意，即便付一定的租金也可以。”

　　实际上，为了规范流动摊贩，各个城市没少花心思、费力气。

　　杨旎指出，近些年针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政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拉网式站街巡查为主，对所有无经营执照的流动商贩进行取缔。第二阶段是2009年前后多地实行的“疏堵结合”式管理。

　　其中有“半合法化”的方法，即在有需求、有条件的空间，限时限地设立“疏导区”、社区便民菜站等，对流动摊贩定时定点管理，实现便民的“一刻钟生活圈”。“例如北京西二环官园批发市场的早市。每天早6点到8点时段，允许流动摊贩在批发市场门口的空旷地带设摊，摊贩只用支付很低的清洁费用作为管理费。”杨旎说。此外，还有“完全合法化”的方法，例如杭州等地对符合资格条件的摊贩颁发许可证，将其“收编”为个体工商户管理。

　　然而，这两种方法各有不足。据杨旎分析，虽然“半合法化”的方法短期内解决了环境卫生、交通拥堵、方便市民等问题，但仍然触及不到流动摊贩背后的三大重要问题。

　　食品安全方面，由于城管无相应职权和技术手段检查、监督流动摊贩的商品质量，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状况依然存在。

　　市场秩序方面，“半合法化”的流动商贩，和疏导区外的有照商贩间存在不公平竞争；此外，便民生活圈会形成“虹吸效应”，吸引更多流动人口从事流动摊贩工作，增加城市管理压力。

　　管理合法性方面，在“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下，虽设了经营区，却没人管。“疏导区内的摊贩无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合法性得不到认可。而工商、食药、卫生等部门，则以疏导区虽符合相关政策但其设立并不合法为由，不承担监管职责，造成了区内监管真空。”杨旎解释道，这正是流动摊位虽然“便民”却不够“利民”的原因，“一旦老百姓和摊贩发生纠纷或者食品安全事故，难以找到监管责任主体。”

　　“完全合法化”的方法在杨旎看来，是传统管理思路的延续，虽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实际影响面和效果却不理想。

　　精细化服务，法治化管理

　　便民商贩和城市环境，能够“两全其美”

　　针对路边摊，到底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好法子，既能利民便民，又能有效管理，使其健康发展？

　　于海表示，合理规划流动摊点，国外有不少好点子。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跳蚤市场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加拿大生活过一年。曾在旧货市场用1加元买到了原价50元的书。这不是正式的市场，但是特别受居民欢迎，一方面活跃经济，增加大家的收入；另一方面活跃社区生活，促进居民互动往来。”

　　中国传媒大学公共管理系讲师郭海英有过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她认为，流动摊贩是现代国家城市治理面临的普遍性社会问题。社区市场、庭院售卖等，由于活动规模较小，很少会产生纠纷。如果涉及长期经营，必须要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各国政府部门在颁发经营许可证时，会对申请对象进行资格审查，限定摆摊的时间和地点。有的国家会划分不同区域，如绝对禁止区、限制经营区以及允许经营区等，进行分类管理。

　　各国发展程度不同，在解决流动摊贩的问题上，方法思路也各有侧重。郭海英指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很多不足。目前经济发展相对趋缓，正是静下心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好时机。针对流动摊贩，可以采取法治化、精细化、社区化三种方法进行管理。

　　法治化，即先以法规范，再依法管理。要严格执法，但管理方式可以更加灵活、多元，适当简化现行的摊贩登记制度。杨旎对此表示赞同，“流动摊贩治理难，是因为目前过多依赖审批等传统行政手段。按照‘条块分割’的职能部门许可证来管理商贩，肯定收效甚微。我们需要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商贩有无执照，而是如何便民利民、保护弱势群体。”

　　精细化，即利用大数据进行数据监控与分类的管理，在执法过程中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流动摊贩的性质和特点，细化工作方法，巩固治理效果。

　　社区化，即兼顾生存和秩序需要，持续推行人性化、科学化的分类治理模式。听取居民意见，整合社区资源协同参与治理。郭海英强调，相关部门应调整思路，先将流动摊贩视为“服务对象”，再作为“管理对象”。

　　“应该把摊贩也当作城市的主人，赋予权利和义务。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被整治对象，‘一刀切’式取缔。”于海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鼓励商贩一起参与维护城市环境。“以开放的心态正视流动摊贩的存在，并将其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我们应想办法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就业、子女教育等问题，让他们慢慢接受城市的经营习惯，提高守法意识，不再去来路不明的地方批发食材，自觉打扫摊位周边路面。”

　　流动摊贩要管得住，更要管得好。于海表示，真正的城市之美不在于整齐划一的街道，而在于包容和活力。“在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故居前的广场就是集市，吃的用的什么都卖，但是一到规定时间，摊主们都自觉把地面收拾干净。晚上，同一个广场就能举办莫扎特音乐会，人间烟火和高雅艺术实现了完美融合。摊点既带来了便利，又不破坏环境，可谓两全其美。”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邀请市民共同参与建设。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等“基因”。流动摊贩，是城市“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车水马龙中的热豆浆、转过街角的玫瑰花，赋予了城市人情味儿，让城区“活”了起来。采访中许多市民和专家表示，为留住这份人情味儿，城市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包容，为摊贩创造融入的条件和共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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