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云南如何破解习近平“扶贫三问”

    向春玲在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县、贫困乡调研 （向春玲供图）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记者 王虔；实习记者王壹弘王玉莹)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脱贫攻坚业已成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点提出并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三个关键性问题，强调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在广大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对于破解“扶贫三问”又有哪些经验？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发展理论教研室教授向春玲深入云南玉溪、红河、昆明三地少数民族贫困县、贫困乡调研，带来了云南基层实践的答案。

    贫困户如何识别？

    层层评议+回头看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扶植对象精准这是最基本的工作。那么贫困户是怎样识别的？向春玲介绍，“我去的昆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中屏镇书多乡芹菜塘村，这个村里有2个村民小组，第一个小组有19户。这1户里有3户的建档立卡指标。但是村民评的时候，有5户都是很贫困的。最后从这5户里又比较，评出来3个建档立卡户。”评议的流程是怎样的呢？向春玲给出了答案：首先是贫困农户申请，然后是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再交给村委会或驻村工作队核实，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扶贫办复审再进行公告。“其中有两次公示，村里评完进行公示，乡里评完也要进行公示，公示时要让村民看评出的是不是贫困户，有没有存在不公平的情况，大家进行监督，最后报送县里审批。” 向春玲指出，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评议、公示、政府再确定审批，评出的贫困户是村民们基本认可的。以前，一些地区贫困户的确定存在优亲厚友的情况，现在要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最近云南做的比较多的叫‘回头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去年年底做的贫困户识别完之后过了几个月时间，要派了一支队伍专门去检查，落实的措施有没有不公，此后贫困户的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 向春玲介绍，贫困人口是动态的，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脱贫了，“比如家里面有了用于消费的汽车，或者开了小企业、搞投资等等”这样的情况就不能再成为建档立卡户。当然村干部、财政供养人员也是不能当建档立卡户的。

    向春玲指出，通过这样一些 “回头看”的举措，可以将已经脱贫人员尽早划离贫困户范围，同时还可以纠正早期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的错误，真正让贫困户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云南在确立贫困户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识别贫困户，另一方面是践行“回头看”，这样可以让真正的贫困户成为建档立卡户。

    如何帮扶？

    建房扶贫+产业支持

    向春玲指出，在云南的调研过程中，她发现多数地区在基础设施扶贫、建房扶贫、产业扶贫合力驱动力度很大。

    玉溪峨山县易地搬迁新房（向春玲供图）

    拉祜族是建国初期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玉溪市哀牢山地区的平掌乡大寨村是一个拉祜族村寨，也是精准扶贫任务的重点。该地位于平均海拔约为2300米的高寒山区地带，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差，乡级公路没有实现完全覆盖，扶贫难度大。“根据当地干部群众介绍，当地贫困人口容易以整个村落聚集和整个乡聚集的形式出现。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要求，玉溪采取了易地搬迁的形式来扶贫。”向春玲介绍。

    玉溪市没有国家级贫困县，有9个省级贫困乡，国家扶贫财政拨款较少，扶贫资金市财政拨款力度大。向春玲介绍，根据国家标准，每户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建房搬迁都可以获得6万元市政府财政拨款和来自农业开发银行的6万元贴息贷款。在整村改造的过程中，该村非建档立卡的群众也可以获得2万元市政府财政拨款和6万元贴息贷款。结合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风情和市政规划，新房由专业建筑公司设计，经过村民委员会和群众审核商议。经过设计规划后的新房卫生条件和宜居度都有了提高，实现了家家都有卫生间、自来水入户、人畜分离。结合拉祜族村寨的农业生产习惯，新居中也融入了晒谷场所的设计来方便村民的生产生活。

    “因为玉溪的地质条件较为稳定，自然灾害较少，同时少数民族贫困乡、贫困村大多在山区，大片平地面积较少，所以当地在建房扶贫的过程中较多选择原地重建。”向春玲表示，迁往异地安置的群众，安居地点自由选择，政府鼓励这些农户向集镇靠拢，通过发展民宿、农家乐等民俗旅游业创收。

    有了新房子，还要有产业扶持才能真正“拔穷根”。通过种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举措，云南总结出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旅游业）”的经验。

    红河沪西县蔬菜规模种植（向春玲供图）

    像玉溪，烟草产业全国闻名，是传统支柱产业，林果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传统的烟草产业主要是起到贫困户近期增收和脱贫作用，新产业林果产业主要是起到长期效益和巩固脱贫成效作用。向春玲说：“在玉溪的富良朋乡和平掌乡，烤烟种植一直是当地人的基础收入，农户也发展了种植经济果林、中草药和规模养殖牲畜等措施增加经济收入，贫困群众还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猪种和种植林果、蔬菜的种苗”。

    而在红河州泸西地区，当地居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形成了“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农民可以通过入股分红、在当地龙头企业入职、承租连片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等多种方式创收。土地以农户每亩获利1500元的形式流转到当地龙头企业的手中，为了确保农户利益不会受损，流转费以每5年增利10%的形式增长。“泸西还联合品牌企业建设了一个做高端奶制产品的基地，从新西兰进口奶牛，修建了一座奶牛庄园。旁边是漂亮的森林，有一块宽阔的牧草地用来建厂房。当地农民可以去打工，公司还收购种植的玉米饲料。这些就业会更多考虑建档立卡户。”

    向春玲指出，因为国家对贫困地区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企业入驻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在家务工的收入不仅和省外基本一致，而且可以保证日结不欠账，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留乡工作。此外，年轻人还可以选择通过承包土地种植作物，养殖牲畜创收。这些年，乡村中年轻人的数量逐步回升。

    建房和产业扶贫是向春玲此次云南调研中发现的亮点，力度非常大，效果也很显著。“正如玉溪富良棚乡塔冲彝族村群众喊出的口号‘脱贫致富先建房，产业跟上怕哪样！’”她介绍，除此之外，针对 “五个一批”要求，根据自身扶贫工作，云南总结出了“劳动力转移扶贫、金融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对口资源扶贫、双推进扶贫、大数据平台建设扶贫”等多种扶贫形式。其中金融扶贫主要通过政策银行为贫困户建房、创收提供免息贷款，减少农民负担；大数据平台建设通过精准录入贫困群众信息，保持追踪动态更新，为扶贫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谁来扶？

    党委和政府力量大，社会组织需发展

    “国家划定的目标是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云南调研期间，我发现他们都在把脱贫日期提前。”向春玲介绍，像禄劝县定在2016年底脱贫；玉溪要在2016年和2017年分批脱贫；红河州的泸西县要在2017年脱贫。

    平掌乡直过民族脱贫攻坚作战图（向春玲供图）

    “禄劝县是昆明市第一个要脱贫的国家级贫困县，它还担负着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总结经验的任务。我去县政府的时候，第一层大厅里有个大显示屏，上面有‘禄劝精准扶贫倒计时’。县委县政府为了防止有些贫困户达到国家脱贫标准线（2855元）之后因为突发情况返贫，还把脱贫标准提高到3500元，这样即使可能出现一些突然性收入下滑，也能保证全部人员达到国家脱贫标准线以上。”向春玲介绍，在她调研的地区中，村村扶贫工作都像开展战役一般将贫困人口分布、贫困户名单等都悬挂在办公室，实行“挂图作战”。政府还把民政、发改委、农业、基础设施等各部门资源都围绕着扶贫攻坚整合在一起。

    “党委和政府里还有一项做的比较多，就是市领导、县领导，包村包乡包户，挂帮扶。玉溪市七位常委加上人大政协两位一把手，每人挂一个贫困乡。局级领导挂村。玉溪市每一个干部人均挂1.5户，泸西干部人均5户左右，精准到人。地方上还组织了工作队，不脱贫不能撤走；贫困县主要领导不脱贫不能调离，大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氛，党委政府的帮扶力度非常大。” 向春玲认为，经过此次脱贫攻坚行动，中国的农村将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在红河州的泸西县，龙头公司企业对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贫困户的带动作用也很大。这些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通过发展产业扶持经济增长，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还能为当地增加税收。“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会给企业提供好的服务和政策，当然政府不会把扶贫资金和项目全部交给企业，双方必须达成一致，企业在当地发展和扶贫带动上如果取得不错效果，政府会给予大力支持。”

    对口支援也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上海市徐汇区从1997年就对泸西进行对口支援，每年都从区财政里面拿钱直接支持贫困乡县建设。徐汇区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去泸西挂职，将上海的资源引入，泸西的一些干部群众也被组织去上海学习交流。徐汇区给泸西建设的希望小学就叫做‘徐泸希望小学’。还有医疗、整村整乡推进等方面都给了泸西大力的援助。”向春玲介绍。

    “扶贫工作还有一个主体，我认为做的不够，就是社会力量。” 向春玲指出，农村要把扶贫做好，农民的权益要得到更好的维护，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必须建立起来，更好地发挥作用，为贫困户脱贫致富服务，维护农民的权益。“据当地的一些干部讲，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挥作用不太大，但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政府确实是想给老百姓做好事，但是不能大包大揽；企业是追求利益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利益化。一定要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而且要发挥作用，把农民的意愿反映给政府和企业。”另外，现在扶贫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基层党委和政府全力投入，但有些事情还是做不过来，需要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参与。她认为，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民要有自己的专业合作组织，解决公共事务问题，地方党委和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都要发挥作用。向春玲提出，依照她的调研结果来看，社会组织在扶贫工作发挥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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