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到海南后：首当作棺 次便作墓 死葬海外

　　原标题：920年前苏东坡接到贬谪诰命遗嘱长子

　　到海南后：首当作棺 次便作墓 死葬海外

　　开栏语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居儋三年，开启琼州人文之盛。这位在琼传播中原文化的先驱，其来琼和北返的路线图、在海南生活的全景图、讲学布道施教为民的爱心图，以及留下哪些诗词妙文和风韵趣事等，至今未曾见过有系统的梳理与描绘。不久前，本报在“美舍河故事·系列报道”里，曾先后推出《美舍河畔东坡情 “指凿双泉”润苍生》和《苏公祠——历经千年嬗变 绽放岁月光芒》两篇报道，讲述苏东坡在海口的相关物事，引起读者极大兴趣。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本报从今日起，特地通过史料、专家研究和记者实地调查等撰文，在副刊地理版推出“东坡在海南”系列报道，讲述苏东坡与海南的点点滴滴。首篇报道聚焦苏东坡谪琼途中所作的遗嘱。

　　话剧《苏东坡》剧照。章惇看望贬居黄州时的苏东坡，两人开怀畅饮。

　　“到海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墓地制作棺材。”这是距今921年，苏东坡由惠州贬往儋州，途经广州时，对长子苏迈所作的遗嘱。并吩咐子孙，他死后“葬于海外”，按其家风一切从简。当时将他一贬再贬的，是他的昔日好友、朝中掌权者章淳。章慑于宋朝“不杀文官”的制度，于是有意将他驱往“生不如死”的绝地，此遗嘱可以看出苏东坡是以抱死之心前往当时为蛮荒之地的海南的。由此，苏东坡一生的沉浮达到了命运的最低点，也开始承受精神上最为残酷的折磨。谪琼之途，成为他生离死别的痛心彻骨之旅，但迫害和打击带来的不幸与灾难中，更显出他为人处事的真性情，始终关注冷暖人间和热爱生活的本色。

　　A

　　广州诀别

　　子孙哭江边

　　绍圣四年（1097年）4月19日，贬谪海南的苏轼（字东坡）乘船离开谪居了三年多的惠州，沿东江顺流而下，经博罗进广州。船泊广州东郊扶胥古镇（今广州黄埔区东圃）时，他与聚集到江边来送行的亲友诀别。子孙痛哭，一幕摧人断肠的情景，将被历史永远记录。

　　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

　　这是当年7月东坡到达贬地儋州，在给皇帝的《到昌化军谢表》中，描述的其全家人当时生离死别的场面。他称是沿着诸多鬼门而东移，浮着瘴气海岸而南迁，三次贬黜处置还有余罪，又跨万里独自流落，走上穷途末路，蒙恩而打发剩余的生命。死有余辜，叩头流涕，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苏东坡类似的感谢皇恩的奏章中，写的最为沉痛的是这份谢表。此表名为感恩，实则诉苦。对于歌颂皇恩厚德怜其到儋州度余生，是身为罪臣上书谢恩的俗套，而他写到儿孙痛别和孤苦无依之感是最为真切，文字中也流露出自我悼伤和极为低沉的情绪。

　　已是62岁老人，在当时已算高龄的苏东坡认为，此行后自己终生不能回中原了，逐把后事先安排妥当。在长子苏迈带着箪（盛饭用的圆形竹器）、符（道士所画的图形）、龠（管乐器，形状像笛）等送他到江边的头一天，他已异常冷静，并就个人后事向苏迈作了详细交待，还立下遗嘱，说死后葬在海南。他用佛家布施的观念规劝子孙们，说古时做父亲的都能把儿子施舍出去，那做儿子的为何不能施舍父亲呢？

　　在辞别的当天，他给刚被弹劾不久的好友广州太守王古（字敏仲）写下一封信，也具体说到其后事安排，同样令人心碎，不忍卒读：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覼缕此纸，以代面别。

　　因燃眉之急是缺少路上的盘缠，一时之间不知如何筹措，苏东坡在收到诰命谪贬昌化军（今儋州）时，就写信给王古，请他帮忙叫税吏发给他近三年来按官阶应得的俸禄。谪官有点折支薄俸，朝廷共欠苏东坡两百贯当地的钱币，照京师币值算是一百五十贯，虽屡经申请，可分文未领到手。到博罗县，从来送的县令林抃口中，才知曾遵其建议设医院、赈济贫民的王古，已因“妄赈饥民”而遭免职降调。

　　苏东坡是否领到钱，史上无记载。带着对王古被劾一事叹惋的心情，苏东坡一到广州后就与之作别，并且谢后即走，不敢久留。这也是担心见面会对王古不利。王古约在半道中再见一面，苏东坡认为不必，所以在行船离开广州之际，留下了替代见面的《与王敏仲书》。这是苏东坡作品中首次提及海南的文字，其当时的心情十分悲壮。

　　苏东坡心想，一到海南，就先买好一口棺木，可他哪知，在当时称作“海外”的海南，还根本没有专门的棺材之物，当地人只是在长圆的干木上凿出臼穴，平常生活用就存放稻米，人死了就放尸体。周辉《清波杂志》谈到，人死，舁榇行葬，“无周身之具，用此殡殓”。《南海录》亦言：“南人送死者，无棺椁之具”。所以有人说，苏轼过海舟中，带有空棺一具。

　　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来海口巡演话剧《苏东坡》。图为在儋州开办学堂时的苏东坡剧照。

　　B

　　重贬儋州

　　纵笔诗惹祸

　　苏东坡根据政治形势，预感到会再遭贬谪，但对重贬的理由和花样，他没有料到，而且有点哭笑不得。

　　年轻的哲宗赵煦，爱意气用事，还有个缺点是好色。章惇明白要挟持得住大权集于一身的君主，才能潜多政权，为所欲为，所以他充分利用皇帝的这些弱点，助一心想当皇后的刘婕妤被封为贤妃，由皇帝宠幸者成为专宠者，并以她为内应，从而巩固了自己宰相的政治地位。

　　哲宗多年抱怨自己身为皇帝却没被宣仁太皇太后看重，更痛恨没把他放在眼里被宣仁起用的宰执大臣和元祐一朝。一旦亲政，反元祐的绍述政策经章惇等煽风点火后，就轻易产生了。此政策一出，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的三人——颇有声望和与皇帝关系近密的苏轼、有学问与气节的范祖禹、刚强敢言的刘安世，就遭殃了。

　　绍圣三年（1096年）8月，章惇就对他的政敌们杀鸡儆猴，成功实施了一桩报复行动，以“构造诬谤罪”责授范祖禹、刘安世昭州别驾，分别在贺州和英州安置。绍圣四年2月，一批针对5人的谪命中，包括前任首相吕大防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分别被贬循州和雷州。另外又有包括苏东坡学子的秦观等37名元祐人遭谴谪。

　　凶焰狂燎天下，处贬居生活却依然关注政事的苏东坡自然有所耳闻。同年3月，他就听到弟弟被贬消息，但传闻谪地是西容州，还有同遭严谴的多人，他不知其详，也隐约知道报复之火会烧到其身，恐不能在惠州安居。为核实情况，他托人急书广州太守王古：

　　数日，又见自五羊（广州）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

　　也不知王古是否收到此书和回复，4月17日，针对苏东坡的诰命就颁到惠州，责授琼州（治所在今海口府城）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惠州太守方子容认为这是个不祥的4月，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将诰命送到苏东坡手中，并讲了一件奇事：他信奉佛教的妻子沈氏，一直在家供奉泗洲大圣僧伽菩萨，一天夜里梦见僧伽来告别，说“将伴苏轼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说完这个荒诞的梦，方子容苦笑着安慰苏东坡说：“算算，今天恰好是第72天，看来此事早已前定，不必烦恼怨恨，还是随遇而安的好！”

　　僧伽是唐朝的高僧。史书记载称，其游历到江淮，后在泗洲建刹，屡显神异，尝现十一面观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苏东坡从前每进淮泗，必致敬于普照王塔（今惠州泗洲塔），诗文偈说，备载集中。

　　“没有什么事不是早有定命，不必待梦而知。我不算什么人物，还要麻烦高僧大德陪同，莫非真是前世有缘了！”苏东坡坦然而答，并托方子容照顾留守惠州的家属，决定只带时年27岁的小儿苏过同去海南。

　　30年前父母去世，两任妻子王弗、王闰之也先后病逝，上一年陪伴他25年的侍妾朝云也已离世。掏空家产刚在惠州建成白鹤新居一个月，苏东坡本打算在那安度晚年，却又突遭变故。本是句句血泪，他却能用理性调控住情绪，并从容安排后事和启程，其心性修养功夫真是不可想象。

　　东坡再贬，据传祸起他的一首诗《纵笔》，此诗描述了白发萧然在病中的他，于春风里在藤床上小睡，聆听屋后寺院钟声的情景。诗是这样写的：

　　白发萧萧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该文是苏东坡当天突然想起贬谪惠州的经历，心中有些抑郁不平，即兴所写的一首自嘲诗。没想到诗歌的后两句传到京城，把章惇气得大骂：“苏子瞻尚尔快活！”

　　朝廷上的那班政敌当然不会让苏东坡如此惬意的，他们重议其“罪过”，要痛打落水狗，既然不能杀，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于是，很快就决定了苏东坡贬谪海南的命运。

　　据说，苏东坡被贬儋州和他字“子瞻”有关，“儋”与“瞻”同“詹”，而几乎同时被贬雷州的其弟苏辙字子由，是“雷”下之“田”和“由”相近，其他人以此类推。在批交执政议贬时，有人说刘安世“一向命好”，章惇就以笔在昭州上一点说“且去昭州，试命一巡”。这看起来有趣，也可见执意要把苏东坡等元祐人一贬再贬的权臣们真是煞费苦心，而且轻佻、跋扈和近乎把国事当儿戏的荒唐。

　　有史家说，章惇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被贬元祐巨僚的贬所，是后人杜撰；也有人说就算苏东坡没有那首“春日梦”的诗，蓄意在胸的政敌要拔眼中钉，对待敌手的手段和结果也一样麻利和凶狠。

　　当然，苏东坡当时并不知晓政敌们这种“高蹈”的把戏。他在赴海南途经藤州时写给弟弟的一首诗中写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则可看出当政者对苏氏兄弟故意折磨，诗中以幽默的口吻对此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海南省歌舞团打造的原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中的苏东坡。

　　C

　　旧友政敌

　　意欲置死地

　　迫害加重，惨遭不测。当亲友们宽慰想开一些时，苏东坡对注定的事表示没什么好怨恨的，不过他也笑着说：皇帝为何不直接赐我自尽，何必把我贬到海南呢？海南岛被大海包围，当时黎、苗等少数民族人员居住较多，环境、语言、风俗等均与内地迥然不同。那时的人们普便认为：中原人去海南，十去九不还。

　　史书描述了海岛中西部非常可怕的景象。《儋县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还称：“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

　　据说，在宦官用手掌针对苏轼兄弟俩做劈杀动作时，章惇趴在地图上给兄弟俩分别找好了“安身立命”之地，同时也很感叹：“宋高祖赵匡胤早就立过庙碑，所谓文人士大夫不可杀。我也是没办法而为之！”章惇等人慑于法威，不说要治苏东坡的死罪，却是“艺术”地安排，不只是要让他睡不好，更想让他在贬谪中慢慢死去。这一点，苏东坡应该心里很清楚，因为他早就看出章惇“可杀人”的硬心肠。

　　把苏东坡贬到广东的惠州再加重贬谪海南的儋州，使其在江西与广东的界山——大庾岭以南的岭海辗转7年受尽磨难的当朝宰相章惇，本是苏东坡好友。苏东坡比其小一岁，两人曾于1057年一同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章惇因族侄章衡也参加考试，还考中了状元，气愤不已，拒不受敕而回家，直到1059年再次科举，名列第一甲第五名而步入仕途。

　　苏东坡和章惇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在新党和旧党两个不同的派别里，政见不和，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结果是章惇不顾旧情把苏东坡往死里整。惇，释义为敦厚、笃厚，而章惇一旦大权在握后，对旧友一点也不厚道，以致于被列入奸臣传。世人一提他俩，有说是君子与小人的典范，也有感喟两人的友情“前半生挚友，后半生噩梦”。

　　章惇好勇斗狠，很有冒险精神。苏东坡温和谦让，总是与人为善。两人一生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单是性情上形成强烈对比的故事就不少。王安石变法之前，章惇与苏轼关系很好。一次，俩人在山寺里喝酒，忽闻报告说有老虎，二人酒后兴致高，逐一起策马去观看。在离老虎约有数十步时，马受惊不敢往前。苏东坡道：“马都这个样子了，还来干什么？”于是转头。章惇说“我自然有道理！”仍独自策马向前，等到接近老虎时，他突然取出一件铜器在石头上猛敲，老虎当即被吓跑。章惇回去对苏轼说：“你将来一定不如我！”

　　《宋史》和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都记载了一则轶事：苏东坡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任商州令时，两人一起担任考官后同游玩南山诸寺。到达仙游潭时，见万丈深渊上只有一横木所搭的独木桥，因为太危险，苏东坡不敢过，而章惇以绳系树探身过桥，神色一点也不紧张，用漆墨濡笔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此”。苏东坡不禁抚其背长叹：“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

　　在广州作别亲友，苏东坡乘船入西江，迂道鹤山（旧属新会）经开平，准备向西南行进，继续赴琼的行程。一路上，苏东坡恐怕也懒得去想与章惇的一些恩怨纠结，他想得更多的可能是目的地——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海南。虽然是抱赴死之心，但在后来的一些诗文中，他还是期望有朝一日能北返。只是眼下，他认为凶多吉少，一路难以做到完全心安。

　　宋时已有“海南”说法，在唐宋时期海南都被当作远离朝廷最理想的贬谪地。查阅《宋史》和考察唐胄正德《琼台志》所载史料可知，宋代贬谪到海南岛的各类官吏有79人，发配到当时的琼州、崖州、儋州、万安州等地。有分别在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时为相的卢多逊、丁谓、李光等宰相级人物，也有诸如翰林学士、边疆武将等不同的官阶者，除了有僧人，也有宦官和奸臣。

　　虽然贬官成份复杂，官职大小不同，但都是非常悲惨。有的在海南岛生活近20年之久，有的死于海南贬所，有的被贬途中又被赐死未曾登岛，还有一些奇绝的，就是死后被认为应该罪加一等，于是又给追贬到海南的。此外，贬官本人已死，还要将其妻儿再贬海南，如赵良嗣的妻小。一些贬谪海南的官员有“量移内地”，也有不知所终的，有绝后的，也有在海岛子孙繁衍的。

　　对于“乐天派”的苏东坡，突遭变故或有飞来横祸已是家常便饭，此时走在被贬谪琼的路上，不死便已是福。

　　东坡在海南

　　苏东坡，本名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

　　苏东坡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其子苏过，均为宋代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才”，其文章与唐代文豪韩愈齐名，有“韩潮苏海”的美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与黄庭坚齐名，后世称“苏黄”，是宋代诗坛执牛耳者；其词与辛弃疾齐名，后世称“苏辛”，是宋代词坛豪放派领袖；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 、蔡襄齐名，后世将“苏黄米蔡”合称宋代四大家；其画与文与可齐名，是宋代“湖州竹派”的开创人之一和主要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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