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祠李德裕雕像
五公祠内海南第一楼内景
五公祠内苏公祠，苏公与海南百姓历史画卷。
海南贬官文化的核心精神
两伏波、苏轼和五公，他们在时空上虽然相互处在历史的错层，但却可以在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中看出贬谪文化所维系的历史大线索。苏轼贬琼途次徐闻时，就径往二伏波庙祭拜祈祷，三年后，遇赦北归又到琼州府城北郊的龙岐村再拜岛上的伏波庙。平安北归后还写下了《伏波将军庙碑记》一文。后来贬谪海南的李纲也祭祀祈祷伏波庙，还在自书的《武威庙碑阴记》记载了苏轼做碑记的事：“故翰林学士承旨苏公谪儋耳，既北归，作《汉伏波将军庙碑》，言两伏波皆有功于岭表，庙食海上，为往来济者指南。辞意瑰伟。”李纲祭祀伏波的同时，也是在缅怀苏轼。虽都写于雷州，事却皆在琼州。
李德裕贬谪途行至汨罗水时赋“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以凭吊屈原。（李德裕《汨罗》，《全唐诗》卷475—131）到海南后又吊宪宗朝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珠崖的宰相韦执谊。而李德裕在崖州无人拯恤的窘境，又被后来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及，并将他与南宋初贬谪海南的宰相赵鼎做比较。（《李卫公别集》卷六和《容斋随笔》卷第一）李纲在往返海南的途中也著文纪念李德裕。五公之一的李光一方面充分肯定前辈苏轼等劝学的成效，使琼州“学者彬彬，不殊闽浙”，（李光《迁建儋州学记》）且疏浚礼赞苏轼的“指凿二泉”，并说“地偏无俗辙，景胜赖前贤”（《泂酌亭》），“非苏公一顾之重，则斯泉之委于荒榛蔓草间，饮牛羊而产蛙鲋矣”（《琼州双泉记》）。同时，还同情并景仰同贬海南的赵鼎那光风霁月的情操，说：“幽人一枕梦魂清，风鼓寒潮夜有声。海色天容本澄静，年来应为不平鸣。”（《次韵赵丞相海鸣》）李光还不断与同在天涯的胡铨酬唱共勉，甚至因此被加重处罚，移往昌化军安置。胡铨则以主战派的同僚知己的心态给李光写了《寄参政李光》：“海风飘荡水云飞，黎婺山高日上迟。千里孤身一壶酒，此情唯有故人知。”他还直接拜访过李光，并写有《别琼州和李参政韵》：“肯悔从前一念差，崖州前定复何嗟。万山行尽逢黎母，双井浑疑似若耶。行止非人十载梦，废兴有命一浮家。此行所得诚多矣，更愿从公泛此槎。”胡铨这种无怨无悔，以能与李光同贬海南为愿的刚健气息，绝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互相安慰取暖，或者涸辙之鲋的相濡以沫，而是一种大丈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士君子不可不弘毅的写照。陆游曾记载李光与其父陆宰共饭时的壮烈言行，李光说：“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说话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
我们讲述李德裕、苏轼等对屈原、两伏波、韦执谊等人凭吊，讲述赵鼎、李纲、李光、胡铨对李德裕、苏轼的景仰和彼此之间的共勉，乃是要指出，这些人之间有一种精神联系，有一股共同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坚持理想、弘毅坚韧的血气，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就是海南的贬官文化的核心精神。谪琼贬官并非没有罪有应得者，但唐宋时期的海南仍是非常落后蛮荒之地，流放左降海南者，往往是巨大政治事件中的失败者。巨大政治事件往往牵涉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皇权、相权、主权、民生等等，身处各种权力集团交织的漩涡中心的位高权重者的弄潮儿难免要沉覆于风口浪尖。而在皇权专制的时代，注定多数是正面人物遭遇政治坎陷。海南的贬官中，有宗室，有宰相，多至几十位，这些大人物遭贬的背景多是集中在唐宋两朝大的政治巨变时期，如“中宗复辟”、“韦后擅权”、“安史之乱”、“两税制改革”、“永贞革新”、“牛李党争”、“反宦官斗争”，“宋初皇储之争”、“庆历改革”、“熙宁变法”、“两宋战和之争”等等。
正是因为“改革元勋多首罪”，才有了“崖州地望重”的说法。流贬崖州司户的北宋宰相丁谓回去后，曾与人论天下州郡，他开玩笑说，堂堂宰相去做崖州司户，可见崖州最雄盛。（《宋稗类钞》卷六）这玩笑话其实别有道理。在各种权利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位置越高，被打击的力度也越大，就流放而言，也就流放得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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