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远征军老兵云昌舜老人。 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1943年,经过扩编的中国驻印军全部换上美械装备,大举翻越野人山反攻缅甸。海南人云昌舜是当时加入反攻的中国驻印军新38师炮兵第二营的一名中尉兽医官。由于医术高明,加之认真负责,云昌舜所负责的骡马几乎少有患病。而他也因为自己出色的工作获得了史迪威将军的奖励,官升一级。时隔六十余年,他难忘野人山艰苦抗战的一幕幕,也难忘当年的救命恩人——美国军医海利。
几乎每天早上,90岁的云昌舜都会在海大校园中散步。这位看起来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在两年前曾经因中风而长卧在床,但凭借坚强的毅力,他经过康复训练后如今已经活动自如。
“这和我年轻时候在军队的那段时光也有关系,军队很锻炼人的意志。”对于自己那段从军历程,云昌舜极少向人提起。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汇入了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当时,中国政府发现日本有图缅之意,为维护西南仅剩的国际交通线,向盟国提议出兵缅甸。1942年,国民政府派出10万远征军出国抗战。
然而,因与美英有战略分歧,加上入缅作战的这支劲旅因陌生异域指挥不善等原因,远征军最终失败。其中一部撤入印度改称中国驻印军;主力则进入缅北野人山,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以身殉国,半数精锐葬身原始森林。
1943年,经过扩编的中国驻印军全部换上美械装备,大举翻越野人山反攻缅甸。而云昌舜就是当时加入反攻的中国驻印军新38师炮兵第二营的一名中尉兽医官。
跑到前线抗战
因为时局的动荡,云昌舜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1935年,为了躲避被军队抓壮丁的命运,13岁的云昌舜从家乡文昌会文逃离,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冒险坐船到了湛江,再从湛江辗转到香港,投靠在香港的哥哥。
到达香港后,云昌舜进入香岛中学初中部就读。1938年,香港时局动荡,哥哥将云昌舜送到广西读高中。
1939年,高中即将毕业的云昌舜陷入了无助的境地。因为战乱,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而哥哥留下的生活费也所剩无几。“刚好那时候我听说有家陆军学校在桂林招生,说不但学费全免,还给生活费。我就赶紧去报考了。”在桂林,孤苦无助的17岁少年云昌舜为了能够给自己寻一处安身之地,报考了贵阳安顺陆军兽医学院的兽医专修班,并如愿被录取。
1941年,云昌舜在专修班以毕业考试第三名的优异成绩留校任教,担任少尉助理员。然而这份工作在年轻的云昌舜看来实在无聊。此时的云昌舜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附近有远征军在招兵,于是动了心。“反正我也是孤身一人有家难回,前线抗日正火热,不如到前方去打仗。”由于学校不允许请假,云昌舜便和同学从学校开“小差”,于1942年底加入了远征军。
远征军中的“骡马官”
入伍后,云昌舜先随部队乘飞机前往印度兰姆伽受训,在同盟军驻印度作战总指挥部主办的“热带军马作业卫生及常见病防治法”集训班中学习。培训结业后,云昌舜成为中国驻印军新38师炮兵第二营的一名中尉兽医官,1943年随部队开赴野人山。他负责管理全营480匹骡马。
“野人山有鬼,有命去,无命回。”对于当地流传的这句话,直到上了野人山,云昌舜才深有体会。“野人山的天气很差,整天都是毛毛雨。蚊子特别多,我们每个人都得抹防蚊子的药水,还有专门的防蚊面罩。蚂蝗也多得很,一站稳就纷纷爬上来了。”云昌舜说,由于环境恶劣,很多远征军战士感染了疟疾,命丧野人山。“疟疾就是野人山的鬼。”
作为兽医官,云昌舜并没有过多与敌人针锋相对的经历。但当他需要到前线去为受伤的马匹疗伤时,还是会感受到战争中生命的脆弱。“有一次日军的炮弹就在不远处爆炸,炸了我一身的泥。”
在一次行军时,云昌舜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跌伤左脚踝关节,寸步难行,被送到了印度后方医院住了好几个月。一个夜晚,他偷着用小刀把石膏拆掉,从医院开溜。“拆了石膏才知道脚还是疼得走不了路,我就拄着拐杖,半走半爬到火车站坐火车到了一个联络处,要了匹马就又回到山上去了。”
由于医术高明,加之认真负责,云昌舜所负责的骡马几乎很少有患病的。而他也因为自己出色的工作获得了史迪威将军的奖励,官升一级。
1945年夏,远征军收复缅甸后,云昌舜所在的军营进驻孟贡镇。1946年,云昌舜随部队回到了广西南宁驻地。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听说部队要继续北上打内战,无心参与其中的云昌舜从部队出逃,经香港回到了家乡,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那几年的从军经历总是如电影般在云昌舜的脑海中放映。而一直让他牵挂的,是一位名叫海利的美国军医。
海利是云昌舜在印度受训时的教官,也是他所在部队的兽医联络官。“他比我大几岁,个头很高,金发碧眼,是个帅小伙。”云昌舜微笑着回忆这位教官。他说,海利所讲授的多种科目中,使自己受益最大的是《快速采血法和血液锥虫病快速镜检法》。之后,在每次补充新马检验锥虫病时,云昌舜又得到海利多次的指导,最终比较准确地掌握了这门技术。
然而,也许是因为云昌舜个子矮小的原因,海利在最开始并不大看好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有一次,上面拨下来一批马,几匹马是分发给我们几个军官来当坐骑的。海利故意选了一匹最调皮的马给我。但他不知道我是学过驯马的。最后我将这匹野性较大的马驯得服服帖帖,从这次起他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谈起旧时趣事,云昌舜不禁笑了,眉宇间有些得意。
对云昌舜而言,海利不止是导师,更是战友和恩人。“不论危险多大,他都亲赴现场协助我抢救战伤的军马。”
在疟疾流行的日子,云昌舜未能幸免。一天,他突然发起高烧,呕吐,四肢乏力。海利及时发现了云昌舜的病情,并匆匆往营部报告。不久,海利、翻译官和副营长来到云昌舜的诊所,海利异常兴奋地用中国话对他大声说道:“有救了!”
很快,两个印度人骑一头大象赶到了。“海利抱起我,将我安置在象背上的篮子里。多亏他救助及时,我才捡回了一条命。”云昌舜回忆,病愈后,也是海利亲自驾车送他回到师部,然后转乘军马回到营地。
而在云昌舜不慎摔下马跌伤左脚踝关节时,也是海利亲自驾车将他送到野人山上临时开辟出来的一个小飞机场。“他从车上背我下来,并把我安顿在飞机上。每次我有难,都是他及时救助。”
但在远征军收复缅甸后,云昌舜却再未能见过海利。经打听,才知道海利已经回国。在战争年代,云昌舜和海利都没有留下各自的住址,甚至连海利的名字都只是凭发音猜测的。
在后来的60多年时间里,云昌舜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恩人海利。“我还托朋友找过美国的新闻记者,找寻海利,但也没有回音。求助的信件我也发了上百封,可还是杳无音讯。”
“海利,我真想再能见到他呀。”云昌舜凝望着前方叹着气。近七十年的时光,依然无法淡去这位老军人对战友的深刻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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