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山遗址挖掘的考古探方。

　　今年3月，陵水桥山遗址的发掘曾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一个月过去了，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桥山出土陶片的密集程度甚至在中原地区的考古中都极为罕见。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史前人类有意识地将这么多的陶器集中放置，这在迄今为止的海南的考古发掘中是未见过的。桥山遗址可能是类似祭祀等活动的场所。希望通过对陵水多个沙丘遗址的发掘研究，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备受关注的“南岛语族”的内涵，帮助人们了解“南岛语族”的起源。

　　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回首童年，留下的总是美好的记忆。人们追忆逝去的童年，不仅是想寻回曾经的纯真年代，更是希冀由此寻找人格形成的关键密码。

　　顺着这个逻辑，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何考古界会如此关注人类的童年———史前时期。随着史前沙丘遗址———桥山遗址的发掘暂告一段落，星罗棋布的陶片和石器仿佛是无形的文字，无声地诉说着人类童年的生活密码。

　　走进考古发掘现场

　　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的桥山遗址(地理坐标：N18°27′02.06″，E110°00′44.17″)，北距三才镇港演行政村大港自然村约1公里，与“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先行试验区”规划中的水下考古研究基地和南海博物馆隔海湾相望。2013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桥山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桥山遗址目前已揭露面积达200平方米，6个5×5米的探方中各有特色。为更好地分析文物的分布情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担任领队的考古队决定将连贯的6个探方打通，形成一个大的探方。

　　桥山遗址属于沙丘遗址，因土质较为松软，探方易发生坍塌。然而，此次当记者站在大探方的隔梁处看着密密麻麻分布着的陶片，却再也无需担心可能的坍塌事故会对文物造成损害。因为，细心的考古队工作人员不仅在隔梁处放置了木板，而且使用化学试剂对探方的剖面进行了加固保护，已经硬化的土质剖面有效降低了隔梁处坍塌的风险。

　　面对着大小不一的陶片，如何将其较好地复原，以通过其探索史前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等历史信息，是考古队员们最为重要的功课之一。也许，人们会觉得拼接陶片不就是拼图似的还原。可是，相对于有参照物的拼图游戏而言，没有参照物、碎片可能出现残缺不全等情况，使得文物拼接是个难度极大的工作。但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们对此有高招。

　　铝合金材料制成的1×1米的小方格方块网就是其中的一件“利器”。“我们会利用方块网精确地确定每块陶片的分布位置并将其绘图留存，随后将分布在一处的若干陶片集中起取。待陶片送入实验室复原时，文保专家就能较为便利地依据绘图将其修复。”考古队员付永旭说。

　　除了精细的绘图外，桥山遗址的发掘现场也来了“新家伙”———全站仪。通过该仪器的辅助，考古人员可测绘出桥山遗址地形的三维坐标，以立体的方式呈现出该地形地貌的特征，以便于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手铲、自制木棍、小镐、刷子……依靠着简单的辅助器具，考古工作队员在炙热的天气下，耐心细致、一点点地将散落的陶片从泥土中清理出来。大量敞口、直口或者盘口的夹砂红褐陶器以及有肩石器的发掘，将有助于揭开我省史前文化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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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缘陵水有原因

　　站在桥山遗址的发掘现场，迎风而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王巍环顾四周的生态环境，详细地向考古工作者询问着该地址附近的地质变迁情况。结缘桥山、甚至是结缘海南，对于王巍而言，多少有些意外。

　　2011年3月27日，前来为“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成果荟萃展”揭幕的王巍应邀参观海南省博物馆的展览。当行至陵水石贡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展品前时，他驻足观察了许久。“史前遗址在我国分布的数量很多，但关于海南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相对较少，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考古界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自此，石贡遗址文物在王巍的心里扎下了根。作为中国考古界的领军人物，王巍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一年三次来到一个地方，对我来说，还真是不多。”在一年的时间内，王巍不仅自己来到海南了解海南考古发掘的现状和历史情况，也曾带领众多的考古专家到访海南。今年3月24日王巍再次到访海南，走访了多个陵水史前沙丘遗址。

　　其实早在王巍亲自探访陵水史前遗址之前，2012年初该所已指派史前考古研究室研究员傅宪国带队，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对我省古代遗址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考古队采用实地踏查的方法，先后对陵水、三亚、东方、昌江等市县的部分遗址进行了复查或调查。为更详细地获取资料，联合考古队采用螺旋式钻杆对部分沙丘遗址进行了钻探，并采用高精度GPS和测距仪记录了各遗址的地理信息和遗址范围。

　　陵水石贡、莲子湾、陆仔湾、六梁岭下、桥山、白墓坡等10余处遗址都留下了傅宪国及其团队的足迹。翻看傅宪国的工作情况汇报，不难发现其对于散布在陵水境内史前沙丘遗址的看重。

　　“石贡遗址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南湾村的猴岛，石贡遗址沿海边沙丘呈狭长形分布，面积近2万平方米……”

　　“莲子湾遗址位于陵水县黎安镇大墩村，地貌单元上属南湾岛西南角一处三面环山的海岸沙堤，沙堤高约2米，西面向海，东北分布松林，向东延伸500米处为咸淡水相交的小溪流……”

　　“陆仔湾遗址位于陵水县黎安镇大墩村附近，也是一处典型的海岸沙堤地貌，沙堤高度近10米，南侧面朝大海，东西两侧分别为尖岭和一未知名山体，在尖岭下(即遗址西侧)和遗址东侧都发现数块陶片……”

　　“六梁岭下遗址位于陵水县黎安镇大墩村，处于六梁岭山前开阔平地，西南距莲子湾遗址约1.5公里。该地点背靠六梁岭，东西两侧亦为六梁岭山脉，地表可见陶片……”

　　“桥山遗址位于陵水县新村镇桐海村桥山附近，北距大港村约1.5公里。通过踏查和观测，文化层平均厚度约1米。初步观察，遗址顶面覆盖厚约0.4～0.5米的细沙，绝大部分区域保存完好，个别地点和台地断崖处能够见到暴露的文化堆积……”

　　看着一段段翔实的描述性话语，在感叹傅宪国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之余，也不免让人心生疑惑，海南的史前遗址分布在三亚、乐东、昌江、陵水等市县，为何考古人员对陵水的史前遗址如此上心？

　　对桥山遗址开展包括古地貌、古环境、古动物、古植物以及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可以在海南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计模式、海岸线变迁、“南岛语族”等热点学术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王巍的专业性解读中我们也许能寻找到答案。他认为，陵水史前遗址群属新石器时代，在这一时期，黄河沿岸的史前人类已经开始由采集狩猎阶段进入到农耕阶段。但由于海南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食物来源丰富，因而该地区的史前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依旧停留在渔猎采集的阶段。陵水依山傍海、淡水充沛、气候温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着众多的史前人类来此生活居住。渔猎采集的生活群体人口较少，不易形成大规模的遗址，反而易形成相对分散的小渔村，这也与陵水史前遗址规模较小且分散在港湾的现状相吻合。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史前时代，生活在近海的陵水的人们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食物来源，也可方便地划着独木舟出行。随着交流的频繁，地处海岛的海南是否会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产生碰撞和融合？由于海南地理位置特殊，王巍以为，通过对陵水多个沙丘遗址的发掘研究，也许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备受关注的“南岛语族”的内涵，帮助人们了解“南岛语族”的起源。

　　桥山遗址为什么进入考古队视野

　　初步调查显示，海南省尤其是陵水县有着丰富而重要的史前考古资源。“但由于建省较晚，考古力量相对薄弱。且由于高温多雨、酸性土质的特点使得史前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我省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框架体系的不清晰。”经综合评估后，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丘刚及其团队决定牵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其组成联合考古队共同发掘陵水境内的一个史前沙丘遗址，桥山遗址最终走入了考古队的视野。

　　率先发掘桥山遗址，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陵水石贡遗址早已进行过发掘，对于其遗物的分布和品类人们较为了解，可是为何作为领队的傅宪国却选择了难度较大、发掘前景未知的桥山来“冒险”呢？

　　在上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陵水发现了大港村遗址，并确认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对海南省内史前遗址的联合调查中，联合调查队曾探访该遗址，但无所获。由于大港村遗址附近依山傍海、且有淡水河流过，是理想的人类栖息地。调查队随即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对该遗址周围的地段进行调查。途经桥山时，大量裸露在地表的陶片吸引了联合调查队的注意，通过采用螺旋式钻杆进行勘探，让调查队队员们吃了一惊，桥山下面竟然是一个保存较为完好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文化遗物分布较为密集，遗址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

　　“如果对桥山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和研究，有可能解决海南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的构建问题。对桥山遗址开展包括古地貌、古环境、古动物、古植物以及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则可以在海南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计模式、海岸线变迁、‘南岛语族’等热点学术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傅宪国开始着手准备对桥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经过一个月细致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片、石器等默默地向世人诉说着一个神秘的史前世界。

　　已发现的陶器大部分为红褐色的夹砂粗陶，主要为泥片贴筑法制成，烧制火候较低。器形多为陶罐、碗等；器形主要为敞口、直口或者盘口状；以圜底器为主，并有少数圈足器；器表以素面为主，少数有绳纹或细线黑彩的条纹。生产工具较少，主要为少量的石锛和纺轮等。

　　“目前所知，敞口、直口或者盘口的陶器组合是海南独有的，与两广以及东南亚地区有很大的不同；但出土的双肩石器却是两广和东南亚地区常见的。”傅宪国说，就目前桥山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其为探讨海南地区与广西、广东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桥山遗址迄今为止只有大量陶片和少量的兽骨出土，与石贡、移辇等遗址还出现贝类堆积、三角灶等情况不同。大量陶器集中放置且在原地破碎，这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可能是墓葬，但目前的考古发掘中又未发现墓坑、人骨等支撑依据。史前人类有意识地将这么多的陶器集中放置，这说明了怎样的文化现象？这在迄今为止的海南的考古发掘中是未见过的。桥山遗址可能是类似祭祀等人类活动的场所。”王巍希望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考古研究和发掘揭开其中的缘由。

　　“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并非截然对立”

　　随着对桥山遗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其出土陶片的密集程度甚至在中原地区的考古中都极为罕见”。为丰富以桥山遗址为代表的陵水史前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王巍建议考古队可考虑多发掘几个陵水史前遗址以丰富考古的区域和时间跨度。

　　凭海临风的王巍目视远方，望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陵水县城，他戚戚然。作为现今考古界唯一的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王巍曾提交建议“城镇化建设中加强文化遗址的保护”。

　　王巍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桥山遗址所处区域现遍栽芒果树。在种植芒果树时，承包商曾用大型的挖机挖坑以便树种的种植。随着挖机的一个个深挖，埋藏于此的文物深受其害。“你看看这些陶片，从其碎裂的纹样来看，明显是二次破坏造成的。”付永旭说。

　　在经济开发的浪潮中，文物保护成为众多城市共同面临的困惑。如何权衡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王巍指出，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并非截然对立。文物保护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还有助于城市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的品味。在城镇化建设中，科学规划对于平衡二者的关系极为重要。规划部门要充分掌握当地的文物分布情况，将文物保护放在前置的位置，对于已知的重要遗址，规划时就要有意识地避开或进行妥善保护。

　　桥山遗址中散落的遗物仿佛搭设了一条神秘的时空隧道，带领着现代世界中的人们穿越回3000-4000年前，寻找人类童年的生产生活的讯息。在这个春天，因为一群严谨的考古人的努力，我们有望揭示海南史前人类的些许秘密。微风拂过，遗址旁生长的树叶发出沙沙声响，好似对这群考古人勤恳耕耘的礼赞。

　　记者手记

　　考古人印象

　　3月的陵水，天气已十分炎热。因为采访桥山遗址的缘故，让我有幸在这个酷热的海南春天首次探访考古现场，近距离地接触了一群可爱可敬的考古人。

　　辛苦、呆板、严肃，这是我对考古工作者先入为主的印象。数次采访桥山遗址发掘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的经历使我的看法大为改观，先讲两个小故事吧。

　　一次驾车出行，远远地看到20米外一位当地的老人正朝着车行方向走来。傅宪国赶忙停下了车，安静地等待老人缓缓走过方才发动汽车前行。是他唯恐汽车掀起的尘土会给当地老乡带来不适。让傅宪国挂心的还有一位帮忙照看遗址发掘现场的老者。他们总是把牛奶、香烟等物品与这位共同“战斗”的朋友分享。正是因为这些点滴的细节关怀，纵使语言不通，当面对着一群突然而至的“外乡人”，当地的百姓不但没有排斥，反而还时常地主动送上些果蔬，甚至还“责怪”他们不经常来家里串门。

　　付永旭是考古队中的一名成员，当记者跟随其探访遗址时，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因为奔波的劳累，记者习惯性地席地而坐，而付永旭却坚持站立。原来，他们有着严格的纪律，来到考古现场，出于尊重和严谨工作的需要，无论是否有人监督，都不允许坐着观看。

　　因种种原因，我省考古专业人才较少，但此次桥山遗址发掘，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仍克服困难，派出考古部主任王明忠和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寿佳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共同发掘。当我们在分析桥山遗址发掘的价值时，不该忽略这对于我省考古人才培养的积极意义。在互相的交流中，不仅提升了我省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较好地锤炼其专业素养和品格情操。

　　白天现场发掘，晚上撰写工作日志。单调的生活中，严谨、辛苦的考古队员们也有着自己的乐趣：热情达观的考古队员们精心饲养着两只并不漂亮的顽皮土狗，工作之余，逗逗土狗，无疑为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丰盛的美味佳肴在队员们手中戏法似地变出，红烧排骨、爆炒海白、清炒白菜……

　　品尝着简单却又可口的家常菜，与一群开朗敬业的考古工作者闲聊，在平淡中感受着生活的快乐和生命的价值，也许就是这个春天里我最大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