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第一代女气象员(照片由省气象局提供)

初建的木板房，是西沙气象人的工作与栖身之所

最早的西沙气象观测站

　　西沙第一代气象人在西沙海域。

　　岁月来去无声。回忆，一直定格在1957年的那个夏天，不曾在汪海泳老人的心中远去。

　　长居三亚、年逾古稀的汪海泳提到当年在西沙永兴岛艰苦创建气象站的情景，十分感慨，他说数十年来，连做梦都会梦到那段历史，为新中国南海气象事业的起步，需要有放弃生命的勇气。

　　1957年2月10日左右，在与刘铁平局长的一番对话后，汪海泳率先登上永兴岛，了解情况，勘测场地，成为新中国登上西沙永兴岛的气象第一人。当时南海局势仍十分紧张，船没有码头可以靠岸永兴岛，接近永兴岛后，汪海泳跳下船靠着小舢板划到岛岸边，再跳下水，趟水上岛。

　　广东省气象局在西沙群岛建站之前没有设立站长，曾任广西涠洲岛气象站副站长的汪海泳，被任命为西沙群岛气象站第一任副站长，当时也是建站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样艰苦的地方，我承担的不仅是建站的使命，还有其他同志的生命。”汪海泳回忆说。

　　在岛上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汪海泳回到广州筹备相关事宜，1957年6月15日，也就是孙孟辉他们一行三人登上永兴岛的15天之后，几经颠簸，汪海泳再次来到了永兴岛。

光膀子干活5分钟晒曝皮

　　先选择一块用来建气象站的土地是首要任务，满目的树林让大家一脸茫然。孙孟辉等人都是从事气象通讯工程的，对于气象观测场地的选择，在他们一行人眼中，汪海泳站长最有发言权。6月15日，鸟肥公司的船来了（当时岛上只有三个单位：鸟肥公司、广东水产调查队和气象站），汪海泳和观测员张心生一起来了，汪海泳还从广州请来了3个架设风向杆、天线杆的工人，把请来的三人安排在调查队与工人一起住，汪海泳便和孙孟辉等人住在露天大树下。

　　汪海泳回忆说，第二天开始，我和孙孟辉、气象局另外一位叫彭树福的同志，三个人为了选一个最好的观测场地位置，在岛上连着跑了两天，后来选在永兴岛视野最开阔，地势最高的一块长满抗枫桐的地上（今三沙永兴岛西渔码头旁）。

　　“选好位置，事不宜迟，6月18日便开始砍树、清理场地。”说清理，其实就是为了腾出一块空地，可这空地很不好腾，二、三百棵大树，就靠几个气象员，白天砍树，晚上往海边搬。为了能按要求在7月1日8时按时观测并发出报，汪海泳说，“我们先在观测场的南边清理一小块场地作临阵观测场，安装两个百叶箱，风向杆、天线杆还是装在应装的位置上。在13天的紧张时间里，包括借来的两个同志一共6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外，全部用于建站劳动。白天砍掉的树，晚上全部搬到海边去，每晚都要干到后半夜两三点，有的树要两个人合抱，要把它砍成一段一段才能扛走，满身满头都是树叶，和汗水夹在了一起，那难受劲儿……”

　　“人人只穿一条短裤，从早干到晚，只中午休息一小会儿。”那些日子，汪海泳跟气象员们都是这般度过来的。汪海泳回忆说，“西沙的太阳太厉害，如果光着膀子有5分钟差不多就可以晒曝皮。白天晒了，晚上就会开始痛，一两天后就开始脱皮，但你接着再晒，就不再脱皮了，一段不晒，再晒还会脱。这期间，每天的劳动强度都非常大，有时开个会，你在讲，下面的人就在椅子上睡着了，就累到这种程度。”

　　13天里，汪海泳等人清理了场地树木，搞好了临时观测场，安装了百叶箱、仪器，架起了风向杆，天线杆，安装了风向标、风压板，架起了天线。在几个搞观测的同志忙着安装仪器时，包括孙孟辉在内的另外几个搞通信的就忙着搭茅棚。“总要有个住的地方啊！”汪海泳回忆，破旧的草袋和向调查队借来的一块雨布，成了搭茅棚最关键的材料。小茅棚辛辛苦苦搭建好了，可却只存在了20多天，随后便无影无踪。

　　台风来了。

　　在吹垮茅棚的当时，他们中没一个人想着住的问题，反倒是大家全力以赴，用棉被包住了电台和那些仪器装备，冒着狂风暴雨都搬进了调查队的木屋，借别人的屋子坚持着工作，如此恶劣的天气状况，却没有中断过任何一次记录。汪海泳觉得，即便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那一段堪称是战斗的生活。到了当年的10月底，木板房终于盖好了，这才有安定的工作环境，11月份，开始有了高空、探空业务。

岛上三个单位的战斗情谊

　　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汪海泳感到，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首先必须要保证大家的身体不生病，才能坚持“战斗”。当时岛上3个单位只有1个医生，根本忙不过来，“我亲眼目睹了鸟肥公司的一个工人，因为得了急性阑尾炎无法送治而死在了岛上，这让我感到，在岛上，不光有工作的责任，还担负对气象员们生命的责任。”于是，汪海泳在搞建站的同时，带着气象站的技术员们一起搞军训，锻炼身体，也要求大家互相彼此熟悉各自岗位上的技术工作，“我曾跟他们说，你们都要学会我干的那一摊业务！即便哪一天我支撑不住了，我的这份工，你们谁接过来都能干！”

　　大家咬着嘴唇，谁都没说话。

　　艰难日子，单位间的互助十分可贵。汪海泳回忆，当时，岛上水产调查队的工人有80多人，大部分是志愿军复员战士。他们革命热情高，帮着气象员们做了不少事。“比如运卸建筑材料，清理观测场内的树根，帮我们架设天线杆等等。住的问题上，虽然我们住在树下，但赶上下雨刮风，不得不挤进他们自己已住得十分局促的小木屋，在过道打地铺，小茅棚被台风吹掉后，连工作也挤进了人家房里，前后五个月，每天能够按时发出电报，我们气象人得到的支持，真是非常重要。”几十年了，提到了当初岛上单位之间战友们的情谊，汪海泳仍十分难忘。

喝口淡水真香啊

　　除了工作，生活中的水与菜也是大难题。岛上的井水，除了咸味外还带臭，颜色深黄，含大量的磷质，用来洗头洗澡很不舒服。这些水，用来洗衣服，衣服容易烂，一条毛巾的寿命只有个把月。

　　“这还是小事，每当岛上雨水用完，不得不用岛上井水作为食用水时，问题就大了。”汪海泳回忆说，建站时由于经费限制和缺乏经验，只在木板房的死角各建一个1立方米的地上水池，用来接雨水，结果是大量雨水无法存贮而白白流掉。存贮下来的一点水用不了几天。天气炎热温度高，水很快变质。有时船来了，向船上要些淡水，也因为条件限制无法贮存。　　

　　雨季以前（西沙每年五六月初进入雨季，10月份后雨量极少，一至五六月初几乎滴雨不落），汪海泳和其他气象员都曾因淡水断绝而吃过岛上井水，十天半月的很多次，吃得人人拉肚子，腰扶不起来拄着棍子也要继续观测，连摇发动机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是要继续摇。

　　有一次断水多日，气象员庄锁林爬进了水池里，用毛巾将极少的水底裹出来，再用纱布过滤好几次，烧开后每人喝一口，能喝到一口淡水让人眉毛都舒展了。记得谁说了一句：“这口水真香啊，真比参加宴会还爽！”说着说着，坚强的小伙子几乎流下泪来。

　　蔬菜是普通人日常必需品，可西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无菜。当时，只在每年10月至次年1月可种一些小白菜和萝卜。气象员们就尽力抓住这个短暂的时间种菜，尽量贮存一部分干菜，留在其他没有菜的季节吃。“人在生病的时候想的不是吃鱼吃肉，而是想吃青菜，可这很难做到，靠船运菜来，运到时多数已烂掉，只能解决一两天的吃菜问题。因此，经常处于无菜状态，气象员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与精力养猪、种菜、钓鱼、捕鱼，以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但是，也恰恰因为气象员们有着养猪、养鸡、捕鱼、钓鱼这些保障生活的必须性工作，气象员之间的感情都十分深厚。”汪海泳说。

　　1958年5月，完成建站相关事宜后的汪海泳离开了永兴岛，也话别了孙孟辉。

　　与艰难的自然条件共生息，永存留在了中国南海气象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