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张云逸(二排左四)、云广英(后排左二)、林青(二排左二)等人在西安的合影。后排左一为周恩来。

　　周士第 (1900—1979) 海南琼海人。

　　谢飞 (1913—2013) 海南文昌人。

  　流光飞度，岁月如梭。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人、很多事情已然被淡忘，却有一些人、一些事被记取下来。正如始于80年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征途中的人和事，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激励着今天的人们。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也有不少海南人的身影，他们有的名不见经传，有的捐躯沙场，有的身居要职，名留青史。张云逸、周士第、谢飞、庄田、符确坚、云广英和林青，便是其中的7位海南籍干部。

　　——编者按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中国革命史上，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壮丽的诗篇。在这壮阔的史诗中，也有琼崖革命的火种闪耀。

　　根据现有资料，参加红军长征的海南籍干部共有7人。在红军出发长征80周年之际，请记住这些名字：张云逸、周士第、谢飞、云广英、庄田、符确坚和林青。

　　在伟大的革命征程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海南赤子，用勇敢无畏的牺牲保卫着革命的火种。例如，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陈铣，参加了“百色起义”的张云逸堂弟张逸秋等等。今天，我们记取这7个人的事迹，也是对更多琼崖革命儿女的缅怀与崇敬。

　　万里赴戎机

　　光阴荏苒，但他们的故事流淌在历史洪流中，难以磨灭。

　　在革命的洪流中，参加长征的7位海南儿女，尽管出身不同、年纪不同、人生际遇和参加革命的历程也不同，但同样的坚定革命信仰，他们不断追寻共产主义道路，走上了伟大的长征征程。

　　从年龄来看，最大的是张云逸，生于1892年，参加长征时已42岁;年纪最小的谢飞，长征出发时不过21岁。

　　从职务来看，长征出发时，既有张云逸、周士第这样身经百战、声名赫赫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也有云广英、符确坚这样的政工干部，还有林青这样的秘密战线工作者，甚至还有谢飞，虽然长征出发时她只是一般干部，却是30位参加了长征的女性之一。

　　从地域来看，5位出生于文昌、1位出生于琼海、1位出生于万宁。事实上，在激昂澎湃的大革命时代，以文昌为代表的琼东地区，也是最早在海南岛播下共产主义革命火种，发展党组织和党员的地区。直到今天，在文昌、琼山、琼海等地，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

　　进一步探究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更是充满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传奇。

　　周士第、云广英等都是在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就读时接触革命思想，投身到革命中来的。周士第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同学与教官中许多是共产党员。毕业后他又与海南最早一批共产党员之一的徐成章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曾任著名“铁军”叶挺独立团的代团长，随后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是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可以说，他的经历深受革命影响，反过来又成为人民军队重要的创建者之一。云广英也是在广州就读时成长为革命学生，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从此进入革命队伍。

　　张云逸、林青等是从旧军队脱离，投身革命。张云逸在入党前已经是北伐“虎将”、师级军官，林青则是见习排长，

　　但他们没有在大时代中“随波逐流”，而是坚持反对军阀混战，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谢飞是7人中唯一一个在海南入党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逆流中，12位亲人相继惨遭毒手，许多革命同志被害，但年仅14岁的谢飞没有动摇，而是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按党组织的安排辗转多地从事地下工作，最后到中央苏区工作，成为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

　　后来回顾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张云逸曾说，他1926年在武汉秘密入党时已经34岁，“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这样的革命情怀引导着他、“他们”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而不论年龄、出身、地域的差别。

　　琼崖已燎原

　　家乡，就像一枚刻在心里的烙印，看似不存在却又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一个人，革命者也是如此。琼崖革命的蓬勃发展，在他们身上也刻下了独特的烙印。

　　当时的海南，不少人“下南洋”谋生，演绎了海南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移民史，也开拓了海南革命者参加革命斗争的舞台。仅从本文7人的经历来看，周士第、云广英、庄田、符确坚、谢飞等5人都有“下南洋”的经历。其中，庄田、符确坚在海外接受了党的思想，分别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加入党组织，然后由党组织派回国内工作，由此开启了他们献身革命的生涯。另一种情况，则是在革命暂时受挫的时候，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周士第、云广英、谢飞也都曾前往新、马等地，继续坚持传播党的思想，坚持斗争，待适当的时机再回国参加工作。

　　张云逸、符确坚、谢飞等人还曾参加海南的革命工作，有力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影响了一批海南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张云逸在其中最具代表性，他是海南参加革命最早、革命资历最深的，即使在新中国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中也十分少见。在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海南革命的发展。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张云逸就受到孙中山的指派，与同盟会员赵仕槐、陈策等人一同攻打琼崖府城清军。张云逸大将的长子张远之说，攻城时陈策任炸弹队队长，张云逸任敢死队队长，率200多琼崖革命党人，拿着简陋的武器攻入府城，与清兵守军激战，后因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1927年11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经营琼崖计划》，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张云逸回海南筹划发展工农武装。虽然这两次回琼的革命行动都失败了，但经过张云逸和其他革命先辈的努力，琼崖革命从此风起云涌。

　　在这7人中，来自“百色起义”红七军的最多，共3人，这也离不开张云逸对海南革命青年的引导与培养。1929年前后，回到国内的云广英和离开军阀部队的林青，正在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经陈铣等海南同乡介绍，认识了正在筹划“百色起义”的张云逸，不但接受了革命思想，还经其介绍来到广西从事地下工作，后来都成为“百色起义”中的干将。后来红七军转战千里进入中央苏区，他们也随之来到苏区，并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7年，受党中央派遣到香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张云逸，他恢复了同琼崖特委党组织的联系。在他向党中央作的《华南工作报告》中指出，琼崖特委自大革命失败后，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还继续保持到现在，有特委的组织，共有党员二百余人，并保存有武装百余支，这是值得表扬的。从此，琼崖党组织重新和党中央建立了联系，得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央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

　　这7人的经历，只是众多海南革命者的缩影。可以从中看到，革命的大潮在当时已经此起彼伏，遍布神州大地，引领着琼崖儿女走上革命的道路。

　　胜利向天涯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就像一个巨大的革命熔炉，锤炼了参与其中的革命者，在长征胜利后像种子一样撒播到全国各地，为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参与其中的海南革命者来说，长征同样如此，并且通过他们影响着海南革命斗争。“长征对远离中央、远离主力的琼崖革命的坚持、发展和胜利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长征考验的庄田，在告别故乡16年后被党中央派回海南，充实和加强了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与他同时被派到海南的，还有李振亚、覃威等一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来琼后，分别担任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纵队(独立总队、独立纵队)的领导职务。

　　“这批长征干部在以冯白驹为核心的特委的正确领导下，遵循毛泽东军事思想，凭着长征和延安时期锻炼出来的经验和才干，不畏强敌，驰骋疆场，对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并最后取得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他们将长征精神和中央红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鼓舞琼崖广大军民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创造了琼崖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光辉业绩;另一方面，他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从琼崖实际出发，大力加强琼崖人民革命武装建设，为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坚持“23年红旗不倒”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同时，他们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部队水平，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庄田曾在莫斯科红军步兵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在中央苏区和延安长期担任红军学校教员，既当过政工干部，也有较丰富的实战指挥经验。因此，当他们加入琼崖纵队后，使琼崖革命武装的战斗力和作战水平显著提高，并详细总结了琼纵战略战术发展经验和部队建设经验，帮助琼崖纵队取得了对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武装斗争的多次胜利。

　　周士第 (1900—1979) 海南琼海人。

　　庄田 (1906—1992) 海南万宁人。

　　符确坚 (1906—1972) 海南文昌人。

　　云广英 (1905—1990) 海南文昌人。

　　林青 (1911—1987) 海南文昌人。

　　1937年4月20日，张云逸(后排左四)和红七军干部在延安枣园合影。

　　80年前的10月，红军长征开始。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远征，行军过程艰苦卓绝，战斗故事可歌可泣，但是共产党员的革命信念却从未动摇。

　　1934年11月初，张云逸在粤赣边界的大庾岭迎接从瑞金出发西征转移的中央红军，顺利归队，跟着大部队纵横11个省份，翻雪山、过草地，行军2.5万里后到达延安，胜利完成长征。

　　翻阅《张云逸》画传、《张云逸传》等记录张云逸生平的书籍，总能见到在延安工作时期的张云逸的身影。其中一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初，是他与原红七军战友在延安的合照，只见黑白照片中的张云逸个子不高，但英姿挺拔，自信满满。

　　“他处事沉着、稳健，能力出众，长征时一直担任军委副参谋长，被认为堪当大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翟清华说。

　　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他工作职责多次变化，带过先遣队、工兵营和后方收容队，3次临危受命，竭忠尽智，东西驰驱，尽职完成任务。在指挥乌江架桥工作中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表扬。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纪念日，记者采访张云逸长孙张晓龙以及《张云逸传》作者之一的军事研究员翟清华，讲述张云逸在长征中的峥嵘岁月。

　　离开130多天归队开始长征

　　张云逸1892年出生于海南文昌贫农家庭，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官至国民党少将。1926年，34岁的张云逸放弃少将身份，转投共产主义，跟着共产党走。

　　1934年10月10日，红军长征转移时，张云逸一接到中央红军的归队命令，立即率22人小分队在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军包围，与进抵大庚岭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会合，张云逸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爷爷当时正在江西大余县和广东南雄县交界处的大庚岭里养病，在独自奋战130多个日日夜夜后终于归队。”张云逸的长孙张晓龙说。

　　归队不久，张云逸在红八军协助指挥部队，不久即担任了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

　　翟清华说，这是他在长征途中第一次临危受命。在作战部队中，只有能力非常全面，而且被信任的人才会被委任先遣调查工作，张云逸能够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先遣部队司令员，足可见他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境内，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进行长征转移，准备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行军过程中遭遇国民党部队追击，导致红军大减员，湘江一战后，整个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加上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四周布下重兵，始终紧咬追击，红军已无法根据原有计划行军，需立即查明前方国民党军的虚实，选择兵力薄弱地区进行突破，保存战斗力。

　　负责先遣调查工作的张云逸冒险深入敌区，调查到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兵力较为薄弱，并及时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根据情报，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决定避免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再次硬碰硬，后来情报部门证实国民党军已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瓮中捉鳖。毛泽东这个决定使得红军避开了国民党军设下的埋伏，保住了主力部队，并把国民党军抛在了后面，得以喘息之机。

　　乌江架桥立功受毛泽东表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虽然前方没有重兵守候，但是红军面临前有乌江天险的堵截，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 个师距离红军也只有几天的路程，红军能否突破乌江天险，摆脱薛岳部的追击，即成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计划成败的关键。

　　贵州第一大河流乌江素有“乌江天险”之称，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当时，乌江的对岸有王家烈的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有国民党军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

　　中革军委决定将架桥协助部队渡河的重任交给了张云逸，要求他领导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再一次临危受命，张云逸深知任务艰巨，连夜率军委工兵营向江界河渡口赶进。

　　1935年1月2日晚，张云逸到达江界河渡口。此时，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必须保存有生力量。如果红军不能顺利渡河，势必要和追兵背水一战，兵力损失在所难免。

　　张晓龙一直记得爷爷乌江架桥的故事，并为之自豪。“在架桥时，爷爷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长木棍做锚爪，制成石锚解决浮桥的固定问题;桥体则用竹筏和门板架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浮桥时，亲自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感觉浮桥非常扎实，然后赞不绝口。”张晓龙说。

　　浮桥最终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薛岳的8个师被甩在乌江以南。《张云逸传》记载称：“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强渡乌江，是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前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保证了红军占领遵义，召开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主席领导地位，红军长征转移走上正确道路。

　　二两腊肉背后的战友情深

　　随后，毛泽东主导了四渡赤水、北渡金沙江等战斗，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红军暂时摆脱了严重的作战局面。

　　然而，由于长期行军作战，不少官兵因生病、身体不够强壮和营养不良等原因，跟不上部队的前进速度，开始掉队。收容落伍人员、巩固部队成为红军夺取泸定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1935年6月1日，中革军委委任张云逸率干部团的上干队组成收容队，张云逸再次勇担重任，第三次临危上阵。

　　“张云逸当时在军中的年纪较长，从军经历丰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强，他是少有几个合适的人选之一。”翟清华认为。

　　为做好收容工作，张云逸要求收容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几个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都要鼓励他们坚定地走下去;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在他的领导下，尽管收容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家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着前进。

　　由于张云逸在军中有较高威望，他派出的筹粮人员得到了前方部队的支持，顺利筹到粮食，伤病员有时还能吃上猪、牛肉。随着伤病员的病情逐渐好转，收容队的前进步伐开始加快，伤员们在翻越了海拔 4000 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后与中央纵队会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收容落伍人员的光荣任务。被收容的这些落伍人员，幸存下来的大多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和将军。

　　高强度的工作任务消耗着张云逸的身体，1935年8月进入草地行军后，由于草地上荒无人烟，部队断粮，张云逸身体越来越虚弱，没过几天就染上了疾病，生命受到威胁。

　　张晓龙说，爷爷原红七军战友莫文骅得知这一情况，就将自己分到的4两腊肉全部拿出来，切成两半，分送给爷爷和周恩来。这2两腊肉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鼓舞和支持了爷爷继续向前走，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

　　“爷爷一辈子多次提到二两腊肉，称比金子还珍贵，认为这是他吃过最好吃、最美味的腊肉。”张晓龙说。

　　红军2.5万里长征是张云逸展示战斗指挥能力的舞台，积累了教育子孙的鲜活素材，他经常用红军长征中发生的故事教育后代，小到教会孙子张晓龙理解“同甘共苦”这个成语内在的涵义，大到教育后代时刻牢记长征年代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