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员方云华在读记气象要素（摄于1958年）

    位于西沙群岛永兴岛的西沙气象观测站，建立于1957年，是新中国最早的海上气象观测站之一，也是最早的远离内陆地区的气象观测站。它的建立，凝聚着一代气象人的心血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也是新中国海洋气象事业打开局面的成就之一。今年7月适逢三沙建市三周年，通过三沙气象站两位亲历者的回忆，我们得以一窥这段历史。

　　建立于1957年的西沙气象观测站（今为三沙市气象局），是新中国最早的海上气象观测站之一，也是最早的远离内陆地区的气象观测站。79岁的汪海泳，现居三亚，是气象站建站时的副站长（1957年时未配备站长，其是建站的主持人）。已故的孙孟辉，在建立时任报务组组长，后任站长，留有落款1982年6月30日的回忆文稿。

　　关于建站历程，汪海泳感叹，“这是我们用生命建起的。”

　　为什么要在西沙建站

　　1956年10月，正在广西涠洲岛气象站任副站长的汪海泳，被广东省气象局的人找上门来：“你有新任务，别去念书了！”

　　所谓的新任务，就是去西沙建站。为什么要去西沙建站？为什么要专门找到汪海泳？这还要从更大的历史背景说起。

　　汪海泳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气象工作还属军队系统管理，延续着为战争服务的历史思维，不能满足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需求。1952年10中央决定把气象工作移交国家气象部门管理，于1953年执行。在这之后，气象监测暴露出许多薄弱环节，其中没有海上气象观测基地的问题尤为突出。

　　“1955年春，北部湾广西一带发生一起大风浪，翻了几十条船。”汪海泳说，这促使国家下定海上建站的决心。而首个站，就选在离海岸约有40公里远的广西北海市涠洲岛，汪海泳就是建站负责人之一。当年12月，涠洲岛站正式建成，成为新中国首个海上气象站，为当地天气预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南海建站的问题。“建这个站主要是为了防台风，而当时我们在南海气象资料建立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汪海泳透露，当时某西方国家在南海建有气象站，我国可以获得其发送的气象报告，“但我们十天八天才收一次，根本不起作用。”

　　正是这项紧急的任务，加上汪海泳的建站经验，使广东省气象局找到了汪海泳。当时，他即将被送去北京大学研读气象专业，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放弃了这一机会。

　　1957年2月，广东省政法干校全省气象工作会议正式宣布了西沙建站的决定。汪海泳和时任北海气象站报务组组长的孙孟辉都参加了会议，汪海泳找到孙孟辉：“咱们一块去！”孙孟辉在文稿中则写道：“我们二人当即向刘局长（编注：广东省气象局局长刘铁平）请战，要求去西沙建站，保证完成任务。”

　　那一年，孙孟辉23岁，汪海泳才21岁。面对重担，两位年青人迅速行动。会议结束后，孙孟辉着手准备建站需要的基建材料，而汪海泳则于3月从广州坐船到西沙先行考察，初步定好永兴岛建站，拍了照片，没待几天就回来汇报工作。

　　这时，历史再起波澜。汪海泳说，3月下旬，我国几十艘渔船在西沙被某南海邻国军队非法逮捕，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刘铁平局长对我说，西沙站能不能建现在成问题了。建，你们有生命危险；不建，我们没西沙资料。你怎么想？”

　　“西沙是我们的领土，建站事关国家尊严，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不但要建，还要建得更快！献出生命我也要去！”汪海泳坚决地说。他还对刘铁平提了三个请求：一，从现在起就要组建第二批值站人员，“第一批死了，下一批上。”二，第二批人员要从部队出身。三，争取给上岛人员配备武器，万一需要时可以自卫。

　　黄沙上建起气象站

　　汪海泳回忆，他是1957年4月下旬再次登上永兴岛。根据孙孟辉的回忆，他在4月来到广州买桌、椅、床、柜等办公、生活用具，并将西沙建木板房的木料买齐，按要求的规格、尺寸锯好，租用一条120吨的船运往海口；汪海泳随后也返回海口，置办砖瓦、石、水泥等材料。但因交通不便，运到时已是8月份的事了。

　　动身去西沙前，孙孟辉还从广东省水产局“借”来了邱文展和罗勤忠两名报务员。5月24日，3人带着电台和桌椅板凳等用具登上了水产局西沙水产资源调查队“雷珠”号船，途经文昌清澜港避风，直至6月1日才到达西沙。“正是‘海浪唾弃银盘数，鱼飞鸟叫到西沙’。”在文稿里，孙孟辉用诗句回忆了初见西沙的印象，

　　6月2日早上8时，孙孟辉与设在广西南宁的气象通转报台进行了联络试通，这比原定

　　计划晚了5天。6月15日，鸟肥公司（当时岛上有3个单位：气象站、广东水产调查队和海南鸟肥公司）的船将汪海泳、地面观测员张心生及3位架设风向杆、天线杆的工人送来。

　　“那真是头上蓝天，地下黄沙。”回忆起岛居生活的伊始，汪海泳感叹。当时包括他、孙孟辉，邱文展和罗勤忠两名报务员，张心生、彭树福两名地面观测员，建站队伍共有6名成员。一开始，他们吃在调查队，但是没有地方睡，就只好睡在沙滩上。过了几天，调查队腾出半间房，给他们安放电台和睡觉，共有4个人就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半个月后，调查队又给他们盖了间草房，他们才算“有了家了”。

　　6月16日，汪海泳、孙孟辉和彭树福就开始了具体的选址工作。在岛上跑了两天后，他们选中永兴岛视野最开阔、地势最高的一块长满抗枫桐的地上（今三沙永兴岛西渔码头旁）。随后就开始开展清场工作。地面两三百棵大树，就靠这几位气象员，白天砍树，晚上往海边搬。汪海泳说，“有的树太大，要砍成段才能两人搬动，我们每晚都要干到两三点。”

　　由于天气热，人人都只穿一条短裤。“但问题又来了。西沙的太阳太厉害，光着膀子有5分钟就晒曝皮，晚上开始痛，一两天后就开始脱皮，但你再接着晒，就不脱皮了；一段不晒，再晒还会脱，”汪海泳说，“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有时开个会，你在讲，下面的人就在椅子上睡着了。”

　　前前后后半个月时间里，汪海泳等人建好了临时观测场，清理了树木，安装了百叶箱、风向标、风压板，架起了风向杆，天线杆，铺了天线。

　　7月1日早上8时，西沙气象站向广东省气象局发出了首份气象报告，与原计划时间相同！

　　“那份报告是我发出的。当时手摇那个机器，都快要累死了。”汪海泳说。

西沙站民兵进行军事训练

　　既要业务全能

　　也要会扛枪

　　成功发报，只是西沙站走出的第一步。8月时，汪海泳回了一趟广州，要人，要器材。9月初，他领回了北京气象学校高空观测组的5个人和海南气象部门高空观测组的组长，广东气象系统七八个军人出身的报务员及观测员。“这下我们兵强马壮了。”他说，随着人员和物资先后抵达，西沙站终于建起了高空观测站，也有了制氢室和机油房，发报也不用再手摇了，还盖起了木板房。

　　这时，西沙站的观测功能逐步完善，地面组监测地上风向风速、温度温度、气压、能见度、降水和雷电情况；高空监测组可以监测25公里内高度风向风速、温度湿度及等压面高度。

　　但在生活上，气象员们仍然要面对极其艰难的局面。汪海泳反复强调，这个站的建立要冒着生命危险，绝非夸张。

　　这些困难，一方面体现在饮食上。汪海泳说，岛上粮食主要靠海南补给，但一刮台风海上航行中断，他们面临缺吃无喝的局面。“蔬菜没有了，淡水也没有。挖井，水又苦又涩，也得喝！”他说，“有一次断油两三个月，有人发现有桶油还没用，大家就拿来做菜，结果吃了又拉肚子又吐，才发现那是轻柴油。”另一方面，医疗也没有保障。当时鸟肥公司有卫生员，但只能看看感冒。一名公司员工得了阑尾炎，没有船送回去，终于不治。

　　安全也是一大隐忧。“敌人飞机天天来捣乱，最低时飞离海面不到10米。我们在海上还和敌方士兵碰过一次，”回忆起安全，汪海泳还讲起一个笑话，“有天晚上敌机突然给我们扔一箱东西下来，我们以为是炸弹赶紧疏散，后来才发现是粮食，他们摸错地点投给我们了！”

　　正是这些致命的困难，促使汪海泳做出决定：每个气象员都要把地面观测、高空观测和报务3项本领学会；所有人都要参加军训，练习投弹、打枪；全面开展种菜、种粮。“我的理念只有一个：死了一个，后面的能接上！”

　　经过艰苦奋斗，西沙站逐渐步入正轨。除了非专业出身的未能掌握发报技术外，所有人基本都可以对付其他业务；岛上养起了猪，种起了菜。

　　1958年5月，完成建站事业的汪海泳离开永兴岛。孙孟辉则以站长身份，驻守到1965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沙站为我国海洋气象监测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首历史，汪海泳心灵仍然颤抖：

　　“我们的精神寄托，曾经都在上面。”

西沙站最早一批女观测员

西沙建站初期的高空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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