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指山文艺》

文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日前，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多位海南作家代表赴京参会，发出了海南文艺最强音。海南这片炙热的文学热土，碧水映照着青山，山魂应和着海韵，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学梦”。

　　自新中国成立至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地位逐渐凸显，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感受着这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海南人民有话想说。他们通过奏乐、歌唱、舞蹈等方式，表达内心的欢欣与鼓舞，却并不为此感到满足——所以，他们拿出纸笔，用时光带不走的文字记载心情，又渴望着它们能够变成铅字、觅得知音。

　　于是，一大批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在海南各个市县甚至乡镇成长起来，而它们的成长又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海南，乃至全国文学界都颇有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

　　“如果说如今的《天涯》是海南文学刊物中的乔木，那各地的文学刊物就是郁郁葱葱的灌木和花草。”海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梅国云认为，正是这些文学刊物把海南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海南文学发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既有参天大树，也有山花烂漫，才有生机勃勃的文学生态。”

　　解放初期：发表文章就像考中状元

　　“你们都难以想象，当时的文学氛围是多么淡薄。别说文学园地了，就是像样的本土文学作品也难觅一二。”《五指山杂志》原主编陈运震做了大半辈子文学工作，想起当年仍不胜唏嘘。

　　年过古稀的他，可以说生在一个最特殊的文学年代：一方面青年们获取文学养分的渠道，大多是来自苏联等其他国家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文学园地百废待兴，如一张白纸可供这些怀着满腔热血的年轻人肆意描绘。

　　他记得，解放初期，海南“成册”的文学杂志基本没有，“报纸倒是有一些，但专门开设文学栏目的太少太少，能发表一篇文章就像考中状元一般”。令年长的文学爱好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时的《新海南报》（即《海南日报》前身）开辟有一个综合性副刊版面，每次刊发的琼剧、民谣、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都引得大家争相阅读。

　　直到1962年，海南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办刊物《征文之页》，大家的“文学之渴”才得以纾解。海南当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毕光明介绍，该刊物采用的大多是海南基层文学爱好者或作家的作品，在围绕“颂扬党的领导、歌颂伟大的领袖、赞扬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之外，也承担起培养海南本土作家的任务，甚至为了坚持琼崖本土风格以及给海南作家预留更多发表作品的机会，原则上不采用非海南地区作家的稿件。

　　《征文之页》受到了文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基层单位常常将其以墙报的形式张贴出来供人阅读。可惜的是，后来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征文之页》在办了16期后于1965年停刊。

　　海南文学园地又一次陷入寂寥。

　　1970年代：整个海南都有“文艺”

　　“群众要劳动、要生活，自然要有地方鼓与呼！”如陈运震所说，许是人们对文学这份再也按捺不住的渴望，才催生了后来的文学刊物“创刊潮”。

　　他告诉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起，随着《海南文艺》和《五指山文艺》杂志的创办，各个市县都掀起了创办刊物之热潮，《昌江文艺》《陵水文艺》……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萌芽生长，让整个海南都“文艺”了起来。

　　受到当时地方经济发展的限制，各个刊物体量都不太大，作者少、稿件少，有的甚至没有一张彩页，只比小学课本大一点，钉起来就那么薄薄的几页纸。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临高文艺》主编林贵尊介绍，《临高文艺》有戏剧、评论、报告文学、讽刺漫画，除了临高本地作家、漫画家外，吉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寄来的稿件也不少。他回忆说，当时西部的一些刊物，如《儋州文艺》《金江文艺》等都办得很不错。其中《金江文艺》编辑众多、稿酬丰厚，也因此走上了全国舞台，面向各省市发行。

　　各个刊物间还有比较，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保亭文艺》，就是因为有了时为该县文化馆美术干部，后来成为名扬全国的美术家邓子敬、邓子芳兄弟的加盟，被公认为“插图和排版都十分成熟出众”。

　　陈运震说，当时的海南虽然因为民间刊物不断涌现，文艺氛围渐渐浓厚，但受到“文革”思潮的影响，各个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功能性极强——在形式上，审稿程序十分严格，舞台艺术占据一半以上篇幅；在内容上，具有浓重革命色彩，字里行间寻不见半点风花雪月，有的只是工农兵阶级的强大战斗力和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这个从文学表达上看似激情燃烧的年代，亦埋藏着文学爱好者难以言表的落寞与悲凉。

　　改革开放：文学生态丰富多样

　　改革开放，犹如春风一阵拂面来，更如惊雷一声平地响。

　　这样的震撼，不仅推动了海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海南文学的成长。

　　地处海南西南一隅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就先后涌现出多种文学刊物——《天池》《流韵》《望楼河》《逸韵》《龙沐湾》等争相竞艳，形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文艺刊物“群落”，不可谓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文学现象。

　　陈运震总结发现，当时的海南文学刊物刊登的作品也发生了改变——形式上，除了歌曲、诗歌、散文之外，从前并不多见的小说甚至长篇小说也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内容上，作者的个人风格更为明显，思想表达也更加开放、更加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曾经默默无闻的黎族、苗族作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开始为海南文学舞台添上浓墨重彩的笔笔亮色。黎族女作家符玉珍，就凭借散文《年饭》，在1981年获得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陈运震十分感慨：“要知道，黎族是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却出了这样优秀的年轻女作家。你不知道，符玉珍到北京领奖时，多少人争相与她合影——放眼望去，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头儿中间，俏生生地站着一个黎族姑娘，多美啊！”

　　他又拿出他主编的《1980-1988 黎族短篇小说选》：“这里面收录了包括符玉珍在内的黎族作家写就的27篇短篇小说，每一篇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阅读这些作品，谁能不承认：上世纪80年代，黎族作家在海南文学进程中画出最美的一笔？”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文学刊物亦无法逃避市场的考验。那个时候，许多原本由政府出资或资助出版的刊物被迫“断奶”，自负盈亏。为了迎合市场，有不少刊物逐渐偏离了文学的本真——有的刊物出卖刊号，有的刊物通篇广告，有的刊物甚至刊载充斥着暴力、色情章节的所谓文学作品……相反是那些不忘初心的刊物，举步维艰。

　　忆当初，《天涯》杂志主编王雁翎不无遗憾：到建省前，曾经发行60万份的海南作协机关刊物《天涯》几乎被人遗忘，编辑几乎没有组稿，每期印个500册堆在墙角边，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或与各省的作协机关刊物交换的100多份，剩下的最后都作为废品论斤卖给捡破烂的，着实令人灰心。

　　有些刊物，终究没有熬过寒冬，如今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令人宽慰的是，不少刊物经过这番阵痛后纷纷进行改版或重组，最终不仅没有被时代洪流冲走，反而翻开了新的篇章。

　　还以《天涯》为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改版后，不仅塑造了别具一格的“天涯模式”，还赢得了文学界“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高度认可。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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