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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在儋州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陈耀辉 时间:2017-03-26 08:49:06 星期日

儋州东坡书院内的苏东坡铜像。 李幸璜 摄

  

《坡仙笠屐图》 明·宋濂题

  

苏轼《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

  宋代大文豪苏轼正是这样一位令后人景仰的古代知识分子,在他谪居海南儋州的三年里,不但没有受困于仕途的挫折与现实的窘迫,反而笔耕不辍,创作成果丰厚;他不遗余力地向当地百姓传播中原文明,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与儋州大地和当地百姓的这一段“鸿雪因缘”将永载史册,流芳万古。

  在唐宋以来的历史文化名人当中,像潮州人敬仰韩愈一样,儋州人最喜爱苏轼。

  不只是儋州人或者海南人,其实几乎每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没有不喜欢苏东坡的。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崇高地位,还有他的文人风骨和人格魅力。苏轼的一生是诗意的。如果按照现代的学术门类加以评定,他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几乎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宋朝以后的文献里面,有关他的一切印记,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

  接触过古典诗词的中国人,对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名句都非常熟悉。其中,“大江东去”的豪迈,“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都让人怦然心动,过目难忘。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绝美诗词,多数都是在谪居之地写成的。在后人的想象中,苏轼与他的人生遭际,仿佛经历过地震海啸的遗迹上面,夜空中一轮皎洁的孤月,破败荒凉,对应着纯真美艳。“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 ,这三个地方是苏轼被一再放逐的路标,也是足以令人绝望的命运下行线。儋州,在9个世纪以前,处于中原文明之外,海外蛮荒之地。这是苏轼坎坷人生的重要节点。苏轼被这样极端的困苦,足足熬磨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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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万里真吾乡

  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时间的界面回放到900多年前,即公元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

  这一年的二月,谪居惠州的苏轼,倾其所有,新建了一座住宅,名为白鹤新居。白鹤新居西可远眺惠州西湖,东可遥见黄墙青瓦的寺院僧楼。“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乔迁之喜,加上与子孙团聚的天伦之乐,让春天里的苏轼喜不自胜。他为此写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言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就是苏轼此时此地的心情。这首诗前两句是写实的,年近六旬须发花白的苏轼,千里跋涉,终于到达贬谪之地。刚刚安顿下来,家人也能团聚了,本该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苏轼的痔疮病发作得很严重,加之惠州入夏酷热,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所以说完“霜风”,就说到“病容”。可是接下来趣致一转,明明听到了钟声而且被吵醒了,却说“家人向我通报,因为知道苏先生春睡正美,不忍心打扰,附近道观里的值夜人,五更例行敲钟的时候,手底下特意轻慢了许多”。

  这就不仅仅是诗意栖居的问题了,这首诗辗转传到京城,据说宰相章惇笑道:“苏子瞻尚尔快活耶?”于是朝廷下诏将苏轼再贬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章惇和苏轼曾是好友。据史料记载,章惇为人豪爽,但心胸狭窄。因苏辙弹劾过他,便怀恨在心,并迁怒于苏轼。

  颠沛流离的苏轼,席不暇暖,又被贬谪到儋州。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章惇选择儋州这个地方,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的缘故。而苏辙被贬谪到雷州,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如此荒诞的理由,后世之人没有不为之愤懑的。

  儋州古称儋耳。在北宋时期,是极为荒蛮凶险之地,古称“南荒”,“非人所居”。62岁的苏轼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走到梧州的时候,苏轼突然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而且也在报到的路上,尚未走出滕州,距离百里左右。

  苏轼决定加快脚步,一路疾行,追赶苏辙。兄弟二人在万里之外的异乡能够相聚,可谓悲喜交集。据说兄弟俩相伴而行,一走就是数日。有一天他们来到滕州的一家小酒店歇息,店里只有做工低劣的汤饼,也就是热汤面片。养尊处优惯了的苏辙,看着脏兮兮的碗筷和“粗恶不可食”的汤面,便放下筷子唉声叹气。而苏轼却毫不在意,风卷残云,片刻吃个精光。还跟苏辙调侃说:“你想仔细品尝这美味吗?”

  我们无法想象北宋年间的面片汤,它的粗糙是何种感受。推想当时的研磨技术,面食应该远不如现代的精细,什么都能看得开的苏轼,尚且都要采取不嚼快咽的策略,其低劣不堪便可想而知了。身陷绝境,却能坦然面对,谈笑自如,苏轼这种乐观旷达处变不惊的心态和境界,也难怪千百年来,让人深为叹服。

  苏轼在雷州和弟弟相聚了四天,又忍痛而别,挥泪南下。临别少不了叮嘱苏辙要放宽心态,保重身体。“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纵使千百年后的今日,想象一下他们两人生离死别,各奔苦难前程的凄然情景,依然如在眼前,令人痛心。

  孤帆一片,载着苏轼父子,驶向茫茫无际的大海。苏轼却在诗中这样表达自己对命运的理解:“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儋州驿道,路旁儋耳山仿佛横空出世,拔地而起。危岩峭壁,奇峰怪石,迥异中土。农历七月初二,苏轼父子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行程数千里,抵达儋州被贬之地。他在诗中写道:“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苏轼来到了儋州,来到了他想象中的海天之外,异域的景象是如此新奇。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即便在遭受贬谪的厄运之中。

  风烛残年,万里投荒,苏轼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他觉得这一去是再也无法踏上归途了。在赴海南途中,他给弟弟苏辙寄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可见苏轼已将海南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最后的归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2

  溪边自有舞雩风

  昌化军(儋州)的军使张中,对苏轼很是照顾,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还时常与苏过对弈达旦,苏轼在一旁观棋不厌,一派心安理得、气定神闲的高雅光景。

  当时,朝廷对贬谪后的苏轼还有如下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幸亏遇到侠义的张中,使得初到儋州的落魄文豪,心里总算有一份慰藉。苏轼在后来赠给张中的诗中说:“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

  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半年多,苏轼的政敌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听说这个情况以后,派人来到儋州,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后来又罢了张中的官。

  自己好日子结束了不说,还连累好人丢了官,苏轼一时十分沮丧。据说好友佛印一度要来海南看他,他写信回绝,称自己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用手里仅存的一点点积蓄,在城南面的桄榔林下,买了一块薄地,并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好在海南的黎人淳朴善良,豪爽好客,经常有人给苏轼父子送些吃的、用的。

  据儋州史料记载,苏轼在儋州三年多的时间里,向当地的黎族百姓传播中原文明,可谓不遗余力。

  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土地,而以卖香为生,这里的农业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荒地极多,收获甚少。遇到疾病不请医生而相信巫师。人们思想封闭,文化落后,疾病流行。而且祖祖辈辈都直接饮用沟塘里的积水。苏轼克服了起初语言不通的困难,极力劝说当地黎族百姓,以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指导大家耕作的方法,并写了《和陶劝农六首》,真诚地告诉大家:“听我苦言,其福永久。”

  他耐心地教化大家讲究卫生,指导当地人勘察水脉,掘土打井,人称“东坡井”。从此人们不再饮用沟渠浊水。

  苏轼是墨的制作与鉴赏的行家。当时的海南缺笔缺墨,尤其是墨,十分昂贵。苏轼小品文《书潘衡墨》中记载,金华墨商潘衡来儋州制墨,得到的松烟很多,但是墨的质量很差。苏轼教他把炉灶与烟囱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让炉灶再宽大一些,结果得到的松烟虽然只有原来的一半,但是墨却比以前更黑,质量更好了,这就是著名的“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的由来。

  苏轼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当地人以山芋为主食,父子俩自创了一道美食,名曰“玉糁羹”。并以诗记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在吃的问题上,苏轼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冒险家。《闻子由瘦 儋耳至难得肉食》一诗中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吃鼠类也就罢了,居然蝙蝠也敢吃,再怎么入乡随俗,这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有一次,当地的土著百姓送来一些生蚝,父子俩把它们剖开,把肉放进锅里,突发奇想,倒进一些酒煮了起来,味道十分鲜美。边吃边嘱咐儿子苏过不要对外人谈起,“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贬孤岛,估计也就苏轼想得出来。可见其沧桑阅历的背后,藏着一颗充满童趣的心。

  在儋州,苏轼还结合气候条件与生活起居,发明了养生三法,即晨起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后来写成《谪居三适》,虽然写的是生活小事,却体悟颇深,予人启迪。当时海南岛由于开化较晚,生产条件落后,稻米无力自给,只能靠北方供应。为了度过“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日无”的艰难日子,苏轼和儿子参照古籍中的龟吸之法,通过调整呼吸吐纳,平衡能量的摄入和消耗,锻炼精气神,效果颇佳。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海南三年,苏轼共创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写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同时续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他的物质需求是那么容易满足,生活是那么自得其乐。寒冷潮湿的冬日,屋里升起炉火,他便感觉“先生默坐春风里”。正午的阳光照射轩窗,让人昏昏欲睡,正是“欲觉犹闻醉鼾声”。这是何等的怡然自得啊!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如此超然洒脱的诗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现代人的一次意兴盎然的免费旅游,根本看不出一个被贬谪者的愁闷心情。

  让苏轼最为惬意的,是他的载酒堂。这里不仅有“鱼鸟亲人”的怡悦,还有“载酒问字”的神圣和庄严。

  3

  珠崖从此破天荒

  载酒堂,是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而命名的。到了清代,进士王方清和举人唐丙章在此掌教,“载酒堂”才改称“东坡书院”。

  表面上看,“载酒堂”是苏轼与朋友饮酒求乐的“会所”,实际上,是他以文会友、“问奇请益”、敷扬文教的地方。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堂”,实现了中原文明和海南文化的有效对接,是海南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

  在儋州的三年时间,苏轼不遗余力地传播着中原文化。其中最显著的贡献,是亲手培育了几个优秀的本土学子。此前,海南一直没人参加科举考试,中原地区也一直没有海南人为官。

  在这些学子中,有几位是苏轼非常满意的。像笃学上进、侠义好客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词义兼美”、忠厚正直的琼州“佳士”姜唐佐等人。苏轼的“载酒堂”就是张中和黎子云兄弟倡议集资,并在黎子云祖宅边修建的。后来,苏轼成了黎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饮酒,这给苏轼枯燥苦闷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来自琼山府的学生姜唐佐,是当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书。可惜几次参加科举,均屡试不第。这其中有诸多原因,比如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语言不通,以及长途跋涉、水土不服、状态不佳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海南孤悬中原之外,师资力量不足,中原文化渗透不够。得知苏轼被贬儋州,姜唐佐便带着老母亲从琼山赶来拜师,并一直侍奉左右,深得苏轼真传。姜唐佐气质不俗,文风磊落大方,错落有致,很有中州之风。去广州应考前,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第二年,姜唐佐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河南汝州,顺路拜会苏辙。苏辙把哥哥在北归途中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姜唐佐拿出老师题字的折扇,苏辙补写了这首七绝的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唐佐对苏辙表示不再参加任何考试,回到家乡开办学堂,把老师播下的中原文化火种继续播撒下去。后来,姜唐佐回到家乡,开坛讲学,终老乡里。

  有了姜唐佐的“破天荒”,才有后来海南的人才辈出。从此以后,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在海南的五公祠内,人们专门设了一个苏公祠,世世代代纪念他。

  由于受到苏轼的影响,现在儋州人崇尚读书,读书人之间经常诗歌唱和。甚至这里说话的尾调颇似四川方言,被称为“东坡话”,体现了人们几百年来对苏轼的深厚情感。

  北宋至今,海南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明代的海瑞是海南琼山人。被誉为“20世纪伟大的女性”的宋庆龄是海南文昌人。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历史故事就发生在海南。

  苏轼流放到海角天涯,吃尽千辛万苦,就他个人的命运而言,无疑是不幸的。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给海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传道授业,移风易俗,增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这对落后闭塞的海南来说,实为难得的机遇。所以后人曾发出“东坡不幸海南幸”的感慨。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然而儋州人对苏轼的仰慕与怀念,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所留下的人文印记,即使经历千年风雨,也不曾磨灭。他与儋州大地和当地百姓的这段“鸿雪因缘”亦将永载史册,流芳万古。

  4

  余生欲老海南村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6月20日,65岁的苏轼在儋州生活了三年零九天之后,终于接到大赦的诏令,北返中原。真的要走了,此时苏轼的心情却异常复杂。既有将与子孙团聚的喜悦,又有对儋州父老的不舍。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深情: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以诗明志,把海南当作故乡,而把出生之地蜀州看成寄生之地。可见苏轼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异乡的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这首诗是苏轼在海南最后的作品,题目是《澄迈驿站通潮阁二首》。

  第二年的6月11日,苏轼在路过镇江的时候,游览了金山寺,看到寺里自己的画像仍在,于是在上面题写了一首六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第一句说自己年事已高,形容枯槁,内心平静,不再有恩怨,不再有波澜,就像木头燃烧之后化作冷灰。第二句说自己一生在官场颠沛流离,就像离岸的小舟一样,身不由己,不知所如。而后两句则让人为之一振。按照常理,三次贬谪应该是他心底永远的痛。然而恰恰是这最难熬的逆境,丰富了他的内心和阅历,使他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思考、喝酒、赏月,品味世情,感悟人生,展现出他丰盈饱满的精神世界。几次贬谪,都是以失意开头,以诗意结尾。

  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遇赦北归时,构陷他的宰相章惇因为反对徽宗即位,被贬谪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怕苏轼报复他的父亲,便写信请苏轼手下留情。苏轼马上回信安慰他们,并把自己在岭南生活的心得和经验告诉章援,还嘱咐他岭南缺医少药,要给父亲多带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章援见信后,深为苏轼的宽宏大度和古道热肠所感动。苏轼给章援的回信,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伟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献。

  《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在此着重强调了君子应有的风貌,这就是古代仁人志士的操守,也是苏轼的生活态度以及思想境界的根源。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诗文使人灵透,信仰使人坚定。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正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对于海南儋州而言,苏轼的存在,是天理昭彰,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耀眼之光。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的这两句诗气势雄健,展示了一个以圣贤为榜样的人,颠沛流离之际,对仁慈恻隐、节义廉耻的持守。

  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其处境之困苦,使命之艰巨,心态之昂扬,意志之坚强,人格之伟大,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到“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苏轼,再到“旌旗十万斩阎罗”的陈毅,从书生意气,到革命家的情怀,可知这天地间的浩然之气,始终都是蓬蓬勃勃川流不息的。

  星移斗转,倏忽就是千年。今天我们重读苏轼,不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让我们高山仰止,他融坚毅、豪放、豁达于一身的高贵品质,对黎民百姓的火热深情,更值得我们学习。由此想到,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而历经苦难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他们始终没有被敌人战胜,没有被困难压倒,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系吉林日报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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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余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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