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国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首次公开提倡白话文，得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的结论。

　　我手写我口，我笔写我心。一个世纪前的这场白话文运动，于当时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如一场振聋发聩的呐喊，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百年之后回眸，白话文运动的出现，不仅激发了人们自由表达思想的热情，也让后人有了“言文一致”的语言工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平民运动，如激活现代平民教育的一束光，使文化普及和传播的手段变得更加尖利，让更多的平民百姓被普及教育。

　　《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国文。

　　白话文运动广开民智

　　就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同年，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成立“国语研究会”，围绕国语标准音问题引发大范围探讨。

　　1918年1月《新青年》开始刊发白话文文章，次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进入高潮。据史料记载，一年之内，全国上下白话文报至少出了400多种。

　　至1920年，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文体，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至此，白话文确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

　　教育兴，则国运盛。这一时期，在海南各地也掀起一股办学热潮，在校内大力提倡和推广白话文。

　　记者翻阅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王文明传》一书中发现这样一个细节：1921年左右，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被当时琼东县（今琼海嘉积）民选县长王大鹏任命为双庙小学校长，其与乡间一位老者有着这样一段对话——

　　老者：“《四书》《五经》，古来国学，先生却教白话文，岂不愧对先贤？”王文明：“只有广开民智，才能让中华文化大放光彩，老先生理当释怀。”王文明见老者还在嘀嘀咕语，当即从学生作文本堆中抽出一本学生卢茂焕写的作文：“我家住在乐会县的博鳌，家里兄弟姐妹八人，光靠父亲捕鱼过日子，生活很穷。家里能送我来读书，实在不易，我要分外珍惜这个机会……”老者读完，不禁连连称赞文章“文辞通达、文辞通达。校长果然高才，果是高才。”

　　从此番对话不难窥见，白话文推广在当时已成风向，其日后对当时推行平民教育之动力不可估量。

　　“白话文运动，其落脚点是使思想文化教育更接近大众，最大的特点是一场平民运动。”海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兴吉表示，蕴藏在白话文运动背后的最大目的是，为现代中国寻找和确立一种国语，一种适合普及的国民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语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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