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定文昌的莆田进士
明清时期族谱的纂修，为了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在追溯祖先时，普遍攀附某名人或者皇亲国戚甚至是帝王，成为民间修谱的通病。利氏族谱总体上比较客观，对先人没有刻意吹捧。
只是族谱中个别地方出现年号和干支不一致等瑕疵，比如，族谱中记述渡琼始祖利斌直是宋代熙宁壬午年中进士，然而熙宁年号并没有壬午年，应该是崇宁元年（1102年）壬午科登榜。
族谱记载，利斌直登科后走马赴任文昌县学教谕，他大力兴办教育，为民开智解愚，教授学子读书习经，广传知识，惠泽一方，与民众发生了深厚的感情，为文昌士子所敬重，卸任后就地落籍，后代在文昌县城附近形成了一个聚落——利家园。
此后，利氏后人以利家园为起点，开枝散叶，迁居全岛各地，逐渐形成了文昌文教鳌头村、定安龙湖凤池村、屯昌西昌大武村三处主要聚居地。
利斌直渡琼迄今已900多年，但利姓并不常见，在海南是名副其实的小姓，至今全岛仅2000余人。
族中多德义
细读《利氏族谱》，“诗礼传家”“书香继世”“克勤克俭” ……这些形容传统美德的词语，频频出现在利氏后人的行状和传赞中，从中可以看出利氏是很重视文化教育的“耕读人家”。诚然，利氏后人没有考取举人、进士，但有不少贡生、监生和庠生以及一大批获得文林郎、登仕郎等虚衔文官。
利氏家族中有不少好施乐义之士。
利斌直二十六世孙利元（1726-1804），号文峰，定安县庠生， “处事深沉，声色不近于心，内宗族，外乡党，多蒙教育之功，贫苦者多为赈济，建祖祠，整圣殿，修谱牒，置学田……几有善事之当为者，未尝以费利而不为，有不善之不当为者，未尝以有利而为之，排难解纷，咸推公正，平冤息讼，共羡老成。”从文昌举人郑乃宪为他写的行状可以看出，利文峰德行高洁，周济贫民，敦宗睦族，热心公益，常为乡民排忧解难，为端正一方风气起到了表率作用。
《四库全书》编修、琼山进士吴典（原名吴琠）为利文峰撰写的祝寿歌。
《四库全书》编修吴典称其“取舍不愧古人风，一言一行君子同，好施乐义非强饰”，宁愿自己少吃少穿，也要扶贫助困，“贫者赠以粟，死者施以棺，”行善不求名利，他的价值观和牺牲精神大有古代圣贤之风范。
“武库扬名，采芹香如拾芥，黉宫帜艺，投谢策而无人……”张岳崧在祭文中称赞他不但武艺高强，还能写一手好文章，是个能文能武的乡绅。探花郎与利文峰有着非同寻常的姻亲关系，张岳崧的小女儿嫁给了利文峰的长孙利纬文，侄孙、廪贡生张熊能是凤池利氏的女婿。
能得到几位清代乡贤的赞许，利文峰绝非等闲之辈，他乐善好施，和睦乡里，广修善行，声名远振，不仅是利氏的标杆人物，更是那个时代琼州的“道德模范”。
利文峰早已作古，但其精神风范传诸后人。
明末清初，因时局变化，琼北地区盗匪滋生，定安凤池村一带人丁稀少，势单力弱，村民经常被盘踞在山中的盗贼打家劫舍，社会秩序混乱。秉性忠义的利云科，目睹盗匪猖獗，乡里遭殃，便组织村中身强力壮、有正义感的其他姓氏村民，练武习功，保护乡里。有一天，猖狂的盗匪入村劫掠，由于来不及通知其他乡民，利云科挺身而出，孤身一人赶赴财物储存地，维护公家财产。盗匪仗着人多势众，将他层层围住，猛烈攻击。在没有其他力量支援的情况下，利云科毫不畏惧，赤手空拳与数十名盗匪展开搏斗，但寡不敌众，身负重伤，不久因伤逝世。
琼州利氏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进行第三次重修谱牒，由于族中贫乏，费无从筹，心怀族事的二十九世孙利国仁，变卖家产，“捐家财二十二千文”，个人捐款占全岛利氏的二成，为族人做了表率。由于利国仁的慷慨解囊，宗谱得以顺利纂修刻印，其事迹至今仍在利氏家族中传颂。“国仁公的行为不只是尊祖敬宗，更是一种有担当的‘尚义’。在那个年代，他家远不是什么富贵人家，为修谱能捐出这么多的钱财，实属不易。”利振钦说，利国仁捐资修谱，是利氏“乐善好施”家风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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