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他们也许对得起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对不起中华民族。习惯一旦形成，改造起来就会异常艰难。尽管后世的儒家学者们极尽努力，终于没有能够挽回。

　　平王东迁，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此后的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

　　公元前661年，西周所封的魏国，被晋献公灭掉了。这个魏国，不是战国时代的魏国，是与晋国同时存在的周朝分封的小邦国。晋献公把原属魏国的领地封给功臣毕万，称为魏大夫。魏文侯就是毕万的后代。

　　晋献公时代，晋国大肆向外扩张，国力大增，但国内却因继承权问题发生内讧。晋献公的儿子重耳流亡国外，后在一些大臣的拥立下，归国即位。这位重耳，就是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当上国君以后不久，就成了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春秋霸主。

　　到了晋昭公时代（前531——前526）以后，晋国权力下移，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六位大臣控制了整个晋国朝政。六家互相争权，角逐激烈，范氏和中行氏，首先被灭掉了。所剩四家，智氏实力最强，智氏骄横，欺辱三家。晋哀公四年（前453），韩、赵、魏三家忍无可忍，联手灭掉了智氏，赵简子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漆，当成酒器饮酒。当时参与灭掉智伯的魏室之主是魏桓子，桓子之孙叫魏斯，魏斯就是魏文侯。 

　　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公元前403年，东周的天子在韩、赵、魏三位晋国大夫的强烈逼迫下，正式承认为他们为诸侯，韩、赵、魏都成了真正的封建国家，不再是诸侯国之一的晋国的卿室大臣。魏文侯，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真正建立者。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再度联手，把他们共同的主子晋静公给废掉了。作为西周分封的诸侯，存在了700多年的晋国彻底灭亡，原本的晋国分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

　　魏文侯原本也姓姬，是周朝的宗亲系统，封于魏氏，名斯，又名都。魏文侯建都城于安邑，在今天陕西省夏县的西北某处。

　　魏文侯在位时礼贤下士，像对待老师一样对待孔子的弟子子夏，还有子夏的弟子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魏文侯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为将。这些出身于平民和下层的新兴小贵族——“士”，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专长，对于魏国的强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魏文侯使用这些人，拉开了用官僚政治，取代世族政治的序幕。

　　魏文侯时期，变法革新，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使得魏国迅速富强起来，同时又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魏国一下子就成了中原的强国，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雄霸天下的诸侯国。

　　魏文侯死后，其子击继位，称为武侯，之后是惠王。战国初期的霸主地位，保持了很长时间。

　　魏惠王为了争夺全国的需要，把都城迁到了大梁，所以历史上也称魏国为梁国，魏惠王也被称作梁惠王。孟子曾经到过魏国，劝说梁惠王推行王道政治，惠王虽然没有接受孟子的主张，但对孟子还是礼数有加，十分尊重。

　　惠王以后，齐、秦、赵、楚等相继强大，魏国却渐渐衰败下去，但还是坚持到了战国的最后。公元前225年，最终被秦国灭掉。

　　战国前期形势图（资料图）

　　魏国在战国初期近百年的强国地位，是文侯奠定的。从魏文侯的施政方针里，我们现在还可以依稀看到“大国崛起”的明显印记。

　　魏文侯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有效措施，使得魏国在战国之初首先成为霸者的呢？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治通鉴》卷一的记载吧：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资料图

　　《通鉴》卷一所载的这段话语，我先给大家略微翻译一下。就是说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卜子夏，还有子夏的弟子田子方，请到自己的国家中来，以敬师之礼对待他们。同时，每当乘车路过贤人段干木家的时候，都要停车、俯身，以示礼敬之意。他的这个做法，感动了人心，很多贤能的人士，就都来到魏国，魏国一时间成了天下人才的汇集地。

　　魏文侯坐的是什么车，肯定不是奔驰，那时候没有这东西。其实那时也不是坐车，而是站在车上，车前有一横木，就是上面说的“式”，乘车人用双手把握着，以免行进中摇晃掉下去。那时乘车的都不是一般人，所以都很骄傲。但是魏文侯为了表达敬贤之意，往往停车俯身，受尊敬的人自然感动,有才德的人听了，也都很羡慕，希望得到这样的礼遇。于是，很多有才能的人就都跑到魏国去了。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人才济济，而这个国家却不强盛，这是不大可能的。魏文侯首先揭开了战国时代人才争夺战的序幕，并为各国重视使用人才树立了典范。

　　但是，光有人才不行，还必须充分了解每位人才的才干类型，把他们都放到相应的岗位上去，才能发挥人才应有的效用。如果用人不当，非要让卖茶鸡蛋的去防治禽流感，让善使青龙刀的人去研制铸刀法，看似相应，实则不相干。更不可以让学者去种地、让将军去抓小偷，让宰相去断盗窃案件。人才的使用，要合乎他的才能特点，魏文侯在这一点上非常杰出。人才到了他的手上，都能得到适合于自己特长发挥的职位，这样才能才尽其才。

　　尊重人才这句话，同学们可能天天听说，但是却没有天天看到，甚至是天天看不到。尊重人才不仅是态度问题，也绝不仅止是给他相应的待遇问题。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要让他有发挥自己特殊才能的位置，还要为他提供顺畅发挥才能的外在条件。否则，把他们都招到自己身边，放在仓库里，他们会感到憋闷、压抑。他们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等于没有才能。浪费感情是可怜的，浪费资源是可耻的，浪费人才则是可惜的。魏文侯把来到魏国境内的人才，都派到了适合的用场上，使他们各展神通，想让魏国不强大，都没有可能了。

　　卜商（字子夏）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同学一点，用人虽讲实效，但却不能太功利。比如卜子夏，他到魏国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他还能干什么？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记载，子夏本名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孔子生于纪元前551年，如此则子夏生在纪元前507年。魏文侯执政期为纪元前445，到纪元前396年。就算魏文侯在执政十五年后，即前430年招揽子夏前来，那么子夏也已经快80岁了。魏文侯为什么要请来这样一位老朽，仅仅是用作诱饵来垂钓天下的英雄豪俊，或者那里当花瓶，用以装点自己的门面，以示自己有尊师重教之德吗？我想不是的。没有一个真正讲究实际的人，会礼聘一个80岁的老太太，既非妈又非妻的在那儿空放着，以博取世俗社会“尊重妇女”的虚美赞誉。魏文侯不是一个图虚名的人，否则魏国也不会真正强大起来。那么他迎请子夏来做什么呢？

　　子夏在魏文侯的时代，可能是孔门弟子中仅存的人了，至少是仅存者中，孔门学说的当然权威性人物。这个地位和身份太重要了。一是他的身份本来就值得极度的尊重；同时，他的学问和思想随时可用来顾问。最重要的，还是子夏的到来，把当时全国文化的重心，从东方的鲁国等地移到了西边的魏国，使魏国很快成了全国文化的中心，成了全国最先进文化的代表。

　　这种文化的软环境，极容易被功利心强的执政者所忽视，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软环境往往更重要。它既绵长又久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土壤。没有这样的土壤，就算有几个像样的人才，也只能收到一时的功效，人才死了或者走了，国家就没有了指望和依靠。吴起在魏武侯之初就离开了魏国，但是魏国并没有很快就衰落下去。就是因为人才受到重视和重用，受到尊敬、尊重甚至尊崇的软环境，在魏国已经营造完成，一时半会儿不会轻易消散。

　　近代时期，中国虽经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但最终还是没有灭亡，靠的是什么？是科学技术吗？是一时间有人才吗？不是，这两项恰恰是当时最匮乏的。那到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文化，虽遭受严重摧残，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逝的文化。以儒家为象征的中国文化，拯救了中国的命运。文化的软环境，会不断地滋生出新的要素，这棵文化老树生机未竭，中国虽受挫折，但最终还是挺过来了。魏文侯虽然不一定深通这一点，但他知道文化软环境在移风易俗、培养造就人才方面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魏国的各色各样的高等级人才中，子夏虽没有派上具体的用场，但却最受尊重，地位最高，他只要讲学甚至只要行走在魏国里，魏国就会有人望，魏国的风俗就会改变，魏国的民风就会纯朴、务实、堂正。这就是德高望重的大文化学者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任何专业人才——包括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艺术家之类，无法比拟，也无法替代的。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他们也许对得起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对不起中华民族。习惯一旦形成，改造起来就会异常艰难。尽管后世的儒家学者们极尽努力，终于没有能够挽回。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魏文侯使用人才的具体情况，也借此了解一下魏国的君臣关系和当时魏国的社会风气。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资治通鉴》卷一）

　　这则故事是围绕“中山”国的破灭和把所得的“中山”之地封给谁而展开的。

　　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将，灭掉了中山国，遂将所得之地封赏给了自己的儿子“击”。这个“击”，就是后来的魏武侯。他就这个事情问臣下们说：“你们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君主呢？”大家都说他是仁君，这正是他想听到的。但是有一个叫任座的人却说他不算什么仁君。理由是他没有把中山封给他的弟弟，而是封给了他的儿子。在家族中，对儿子太好是自私，对兄弟好，才是公道。任座触怒了魏文侯，文侯大怒，任座只得慌急地离开了。文侯紧着又问翟璜：“我是个怎样的君主？”翟璜说：“您是仁君。”文侯接着问道：“你凭什么说我是仁君？”那意思是说，为什么任座说我不是仁君？翟璜顺势说道：“我听说君主要是有仁德，臣下就能正直敢言。刚才我听到任座的直言，所以才知道您是真正的仁君。”魏文侯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就让翟璜把任座叫了回来，还亲自离座，到厅堂外面去迎接任座，将任座当成最上等的臣宾。

　　这则历史故事的大略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任座敢于直言不讳，确实说明魏文侯对待臣下并不十分凶暴，否则任座可能真不敢捅他的肺管子。魏文侯如果没有向往仁德的心肠，任座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翟璜虽然很会说话，但不是为了不得罪魏文侯，而是借此机会诱导魏文侯，使他的心胸更加宽厚。文侯本人也是知错即改，着实可爱。当然，这些还都仅止是表面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东西：权力并不是用来吓唬人，使人唯唯诺诺，不敢讲真话。善用权力的人，不借助权力以呈自己的威风。而自己的威信，恰好是在不轻易滥用权力的过程中，慢慢树立起来的。滥用权力的人，从来不会有真正的威信，也许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威信，才不得已而滥用权力，以达到狐假虎威的客观效果。以为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的人，只会因为拥有权力而损害自己的声誉，除了利益之外，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尊严和尊重。

　　各位看看，人家的君臣关系多令人羡慕哇！在那样的朝廷里效力，心里想不愉快都不能。

　　我们再来看一则故事：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要在魏成和翟璜中间，选一个人出来当宰相，一时决定不了，于是就问李克谁更合适。李克说：“地位低下的人，不参与高官大爵的任免；关系疏远的人，不介入关系亲密者之间的关系。我是一个京外官员，不应当直接参与这样重大的国策问题，所以您还是不要问我为好。”文侯说：“请先生不要推辞，我真的就想问您，因为您是有见识的人。”李克说：“其实您只是没有认真考察，如果您认真考察，这件事也就不必问我了。考察一个人，只要看他在不同境遇下的表现，就完全可以真正了解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了。平常时，看他跟什么样的人亲近；有钱时，看他给什么人花；身居高位时，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窘困时，看他不做什么（看他是不是因为穷困就无所不为，全无操守）；穷苦时，看他对待财富的态度，是不是只要能够得到钱，摆脱经济生活的困境，就不计手段，不顾尊严。考察这五点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问我。”魏文侯说：您可以安心回家了，我知道该用谁当宰相了。

　　李克从文侯那里出来，遇见了翟璜。

　　翟璜问李克说：“我听说今天国君召见您，问您任用宰相的事情，到底用谁了？”李克毫不隐讳地说：“魏成。”翟璜听了很生气，怒气忍不住都从脸上表现出来了。愤愤不平的说：“西河的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给文侯的吧？（败秦夺地，扩充国土，功劳不小吧？）邺地民怨沸腾，文侯以此为深忧，寝不安席，我推荐西门豹；（西门豹除巫去邪，使良善得安其生，效果差吗？）国君要讨伐中山国，我推荐乐羊，轻易就灭掉了中山；（我举荐的不合适吗？）中山国既灭之后，文侯担心没有合适的守备者，我推荐了先生您；（错了吗？您忘记了我推荐您的恩德了吗？）国君的儿子没有好的师傅，我推荐了屈侯鲋。（不是很优秀吗？）以您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我那一点不如魏成呢？”言外之意就是：您不是长耳朵的聋子和睁眼睛的瞎子吧？用东北话说就是，您那眼睛和耳朵都是用来喘气儿的，啊！李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您把我举荐给文侯，该不是出于结党营私，以谋求高官厚禄的目的吧？国君问我谁适合作宰相，我的回答就是魏成比您更适合。我之所以知道国君一定要用魏成作相，是因为魏成把国君给他的封赏，十分之九都用到了礼贤下士上，自己只留了十分之一使用。他赢得了天下知识分子的欢心，给国君推荐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贤人。国君都以师礼对待他们，而您所推荐的五个人，国君都以臣子对待，您怎么能跟魏成相比呢！翟璜听了以后，往复走动着，最后真诚地拜谢李克说：“我这次表现得真够鄙陋了，不该这样呵。希望您以后把我当成弟子，不吝赐教哇！”

　　我现在分层次给大家解说这则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李克这个人有没有资格充当魏文侯卜相的顾问。李克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在君主身边，只是一个外臣，本不便于参与国政，但因君主诚挚相问，只能如实作答。同时他不因为自己是翟璜举荐出来的，就倾向翟璜，而完全从国家任用宰相的根本要求出发来提醒魏文侯。再加上他对翟璜的那段说明性话语，我们完全相信，无论从人品还是见识上，李克完全有资格、合条件充当君主卜相的征询人，甚至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再看翟璜是否适合作宰相。以翟璜自己的陈述，其在举荐人才方面，对国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是可观的成就。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可观成就，乃是因为他知人善任，有伯乐之才。所以，翟璜出任宰相，绝对合格，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一定会是一位极端出色的宰相，不是一般的尸位享祭的平庸之辈。有关这一点，魏文侯是深知无疑的。那为什么还会犹豫不决，问卜于李克？因为还有相近的或者更合适的人选。魏国人才太多，而且重量级都很高，都是120公斤级以上的，不是举重，而是人才。所以文侯才感觉有必要“卜相”。翟璜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得任宰相？按照李克的说法，因为翟璜举荐的人才都被魏文侯用为重要的大臣，这一点虽然很重要，但是还是不及魏成更合适。因为魏成所举荐的人才，魏文侯都把他们当老师敬待。大臣能力再强，功勋再卓著，也是君主的臣下，君王对于他们却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必须听命于君王。他们身处君王之下，只有效命君王的职分，没有分庭抗礼的资格。老师就不一样，君王必须待敬老师，这不仅是礼节，而且因为老师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朝廷大臣，所以君王没有资格命令老师一定要如何如何。老师可以教导君王，指引君王，还可以劝谏君王，批评君王，指责君王。

　　资料图

　　各位同学，你们不要以为王老师在这里胡乱猜测，因为你们看到了在中国的历史上，老师实际上并没有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受到君王的尊重和爱戴。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他们无礼，他们违规。正常的规矩应该是这样的，我讲的是理。君王无礼违规，造成历史上老师没有地位，这是臣下的问题，他们没有把这一正常而且正当之礼，贯彻下去，形成一种成文法典或者不成文法典，才致使君王在根本上不把老师当回事。这是历史上的官员们干的，他们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讨好君王，破坏人间公理，这是他们应当承当的历史罪责。

　　君王自然希望自己的权力无边广大，为了权力的畅行无阻，他们可以欺师灭祖，他们可以把一切不同政见者都当成对他的权力的威胁和挑战，他们可以用一切不人道的手段，来对付反对者和持有异议者，而美其名曰是为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他们也许对得起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对不起中华民族。习惯一旦形成，改造起来就会异常艰难。尽管后世的儒家学者们极尽努力，终于没有能够挽回。（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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