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以前，也即辛亥革命的前半段，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多是辗转奔波于海外，足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其间无论经费来源还是舆论声援，华侨助益最大、支持最有力，是以孙先生满怀感激慨叹：“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华人为辛亥革命慷慨捐输、积极筹饷，部分华侨还投身戎伍、捐躯革命，体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海外的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说直接就是在海外华侨中进行，华侨构成了革命组织的基本力量。

　　美洲同盟会纪念章。

　　“华侨为革命之母”

　　中山先生，以其笃厚磊落的人格魅力，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期间，影响吸引各阶层人士，所在多有。1909年在美国巴蒙演讲足足演说三个多小时，听者多感动泪下。公宴会上，当地侨领及致公党首领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座；当时，有一位青年，跑到他跟前，恭敬叩头说“我要跟随先生，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他是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子弟，1915年回国讨袁时，正式跟随中山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长、副官等职，至孙先生在北京病逝为止。

　　1914年3月下旬，袁世凯密令两名刺客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先生，未得逞。直至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经停上海时，还险遭敌人暗杀。当时有袁世凯的残余势力，准备在码头行刺，情报被民智书局工作人员探悉，向先生卫队长马湘密报，马湘即率卫士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也同样环绕警戒。同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终令刺客阴谋破产。

　　马湘拜师，愿意无条件随侍中山先生，可说是辛亥革命与华侨关系的一个经典镜头。

  　民国建立以前，也即辛亥革命的前半段，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多是辗转奔波于海外，足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其间无论经费来源还是舆论声援，华侨助益最大、支持最有力，是以孙先生满怀感激慨叹：“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仅20余人，其身份全部是华侨。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人，其中有华侨219人。在这些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占48％，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及吴玉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前，为倾覆清廷，孙中山先后实施了十次武装起义，其经费多为华侨捐助，建立民国以后，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大力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民国政权，积极支持讨伐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华人为辛亥革命慷慨捐输、积极筹饷，部分华侨还投身戎伍、捐躯革命，体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同盟会与华侨的密切渊源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与历史上的革命区别较大，因其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倾覆清廷，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大大地获得了解放，民主主义从此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自洋务运动以后，晚清末年的两大社会思潮组织，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的社会构成形成鲜明的异质色彩。以改良派的首要人物康、梁而言，所交往或运作的，主要是朝廷上下的士大夫阶层，从宫廷到疆吏，时人有谓“康有为上书，声震朝野；梁启超撰文，享誉士林”。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所竭力运作和交往的，则是以具有民族意识的绿林好汉、海外华侨、留学生为主的新式知识分子。

　　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对华侨的影响至深至巨。当兴中会酝酿成立期间，旧金山的华侨还相当害怕，以致听其演说，便掩耳而走，孙中山对华侨的感化，是一个快速、出于至诚的过程，孙中山以他先天的中西文化并举的潜在优势，结果形成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的纽带。

　　华侨最终迅速倾向于革命党，首先出于对晚清政局的腐烂忧心如焚，遂与革命党人一拍即合；其次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地缘优势，寻根觅本，追源探流，为人之天性，中外皆然，由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人葆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华侨的倾力以助，构成了同盟会起事的后院和基地，1895年首次反清举事，最初的人力和经费支持即来自于此。

　　同盟会的运作模式，采用辐射式构架。革命据点从国内散播全世界，又从国外四面散点四射聚焦，迫击专制。除了国内的四大支部以外，在海外则有：

　　同盟会总部：日本东京。

　　南洋支部：新加坡为据点。活动于英、荷属地、缅甸、安南、泰国。

　　檀岛支部：在檀香山。活动于太平洋檀岛群岛。

　　美洲支部：旧金山为中心。活动于南北美洲。

　　欧洲支部：布鲁塞尔中心。活动于欧洲各国。

　　各支部的运作实践和各地华侨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海外的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说直接就是在海外华侨中进行，华侨构成了革命组织的基本力量，其中洪门致公堂人士占有相当的比例。同盟会旧金山之美洲支部成立，不久美国西部就建有十五个分会，“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冯自由《革命逸史》），人所熟知的侨领陈嘉庚即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

　　1903年，黄兴、马福益等谋长沙起义失败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清吏捕杀，会党中的同志积极筹划再行举事，龚春台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赴湖南边境组织革命机关，公议立洪江会，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分内外八堂各司职务，声势甚壮。秋瑾分洪门部下为八军，策划反清起义，都是看出下层社会潜在革命势力，而得出“知中国之可为”的结论。中山先生认为明朝遗老，想要保存中国的民族思想，不得不将这种思想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因为朝代陡换，异族来主，纯文人被“博学鸿词科”所网罗，有头脑的明末遗老见大势已去，便收罗江湖与下层社会的勇士，结成团体，来传承民族主义的血脉。对此中山先生有极精彩的譬喻，来加以说明：“至于他们要这样保存民族主义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遇着强盗入室的时候，当然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中山丛书》，第一册，44页）而秋瑾、徐锡麟所做的工作，一部分就是在民间打捞、涤洗、重铸这种极有分量的民族思想。

　　美国是晚清以来华人华侨集中的地方，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互助互济的洪门组织致公堂。华侨的生存作为一种社群而言，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帮会就是一个实际的依托。而帮会的历史渊源、它的性质和精神传承等等，经过孙中山的这一解说，顿时呈现出全新的精神境地。洪门致公堂即是当时华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美洲，当地华侨百分之七八十参加洪门致公堂，当时美国洪门遍立各埠，华侨占十分之八九，会众有15万人。中山先生深知美洲华侨的分量，当同盟会成立一年前，他就加入檀香山致公堂，并获封为“洪棍”（最高之元帅地位）。其后，他为致公堂新拟章程，对其组织注入革命思想，使之转化为进步组织。

　　华侨的人力与财力

　　在人力方面，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华侨为构成的主体。在辛亥前的大大小小十几次起义中，海外华侨是重要力量，或亲临战火、冲锋陷阵，或奔走呼号、募资筹款，或联络运作、购备军火。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其中就有华侨31人，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其中68人属洪门成员。

　　黄花岗起义以前，在海外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时，同盟会高层均不甚振作，以为形势并非有利，又是孙中山先生承诺起义必然获得华侨的钱财物的支持，这才使得大家打起精神。

　　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损失巨大，大批青年精英毙命，赵声一病不起，黄兴情绪沮丧。孙中山再赴旧金山，并建议全体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图光复之大业”，此一举措，对于毁伤严重的同盟会不啻一剂强心针，对辛亥革命的组织与发动起到积极作用。

　　美洲致公堂为革命而筹款贡献最大，尤以武昌首义前两年国内起义经费几乎均由其所筹集。

　　起先，同盟会美洲支部和致公堂总部均在旧金山，后来同盟会全体加入致公堂，两者合为一体，也有筹集资金的考虑在内。1911年夏季，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作国民救济局）成立于旧金山，专事筹备军饷，颁布《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和《革命军筹饷约章》文件申述革命宗旨，厘定组织机构、捐款措施以及奖励细则等，在适当范围传播。

　　虽说同盟会集体加入致公堂，但实际情形则是平衡的关系，或谓一体两面。1910年以后，中山先生感到美洲筹集款项的零散和一定的困难，遂打算在旧金山建立“一完善机关”，则以同盟会牵头。后来，在美国一些城市成立同盟会分会的基础上，以旧金山同盟会为美洲同盟会总会，直接管辖美洲各地分会，各埠华侨陆续加盟者为数甚巨。

　　在此之前，美国华侨的捐款尚不及加拿大华侨的经济支持。洪门筹饷局的成立，短短5个月，即募集到15万美金的巨资，其后不到1年时间，仅美国筹饷局就筹得美金40余万元，成为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

　　美洲华侨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是辛亥革命得以畅行的重要物质条件。

　　孙中山在海外筹饷，国内第一线的电报往往陆续飞至，譬如，1911年8月黄兴致电美洲少年学社、孙中山和致公堂，称：“弟此行以粤事非先破坏，急难下手……今遵谕先组织四队，按次进行，惟设机关及养恤费甚巨。兹李准虽伤，须再接再厉。恳助万五千元。”（《黄兴年谱长编》197页，中华书局）

　　当然，除了中山先生以外，他的各位得力助手，也在海外各地华侨中筹款，成绩斐然。如1911年3月19日，黄兴、赵声、胡汉民联名复函冯自由，感谢他筹到巨款“自前次收到域多利致公堂款三万之后……昨午得来电，知温哥华又汇到一万元，以加拿大一隅，而筹得如许巨款，感佩何似！”（《黄兴年谱长编》179页，中华书局）。接着又写信给他嘱咐说“兄可力任筹饷事，为源源之接济……”

　　同盟会高层在美国华侨中畅行无阻的活动得益于美国制度的优越，先是孙中山到美曾受到移民局的阻碍，但司法部门的干预否定了行政当局的意见，得以在美公开活动，自由发表演说，且得到新闻界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国人也来加入致公堂，为了更为正当行事，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美洲同盟会对外称少年学社。

　　南洋华侨慷慨解囊

　　晚晴园成革命基地

　　1908年孙中山又到了曼谷华侨集中的地方。其中，旅居泰国的知名侨领、实业家郑智勇先生，得到孙先生的亲临造访，慷慨捐助巨款，一时传为美谈。武昌起义成功，翌年民国成立，郑智勇在曼谷闻悉喜讯，雀跃欣庆，毅然献出银元５万，并派其五公子郑法才带一对大象牙到南京，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尔后，他又慷慨解囊，捐赠广东都督一百万暹币。

　　旅居越南的潮籍华侨名人谢松楠，则在兴中会时代已经投身秘密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任当地筹饷局长。旅越华侨中也有秘密组织，早在1905年，孙中山前往越南运作宣传时，三合会首领黄景南等人当场捐款一万二千元，后来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写道：“同盟会成立以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应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

　　在马来西亚，一批潮籍实业家、爱国人士，纷纷参加同盟会，倾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全身心贡献于祖国的革命事业。

　　在新加坡，侨领张永福是孙中山的挚友，也是同盟会的大力资助者。他不算特别富有，然而但凡需要钱物的支持，他都毫不犹豫地竭力支持。1903年，上海发生《苏报》案。张永福为着营救狱中的章太炎、邹容，到处疏通关系，打电报给英驻上海领事，翻印邹容的著作两万册，向清朝总理衙门及翰林院投寄，且让人带回内地秘密散发。另有创办报纸和保皇派作舆论之战。

　　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宣扬革命，张永福将留给老母亲颐养晚年的晚晴园别墅腾出来，作为革命基地，后来即成为南洋革命总机关的所在地，此后孙中山及其助手来往南洋更为便利。同时，张永福加大力度筹集资金，联络志士，居间运作，使得潮、闽会党如许雪秋、陈芸生、萧竹漪等顺利赴新晋见中山先生，获得当面指示。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失利，各位避难的志士逃到新加坡，就住在晚晴园，对于被逮捕的志士，孙中山指示竭力营救，新加坡华侨从中运作，花费白银达九千五百两，终使营救成功。而在此以前，张永福在华侨界募捐，仅为该起义即募得资金七万多元。

　　还有新加坡侨领林文庆博士，对于文字学、文学、儒家经典均有极高造诣。曾任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和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校长，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影响巨大。林先生始终心系故国，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并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落魄潦倒的康有为前来新加坡避难，受到林先生的热情关怀。同盟会成立的次年，林先生即投身其中，不遗余力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

　　华侨革命精神一以贯之

　　华侨对于辛亥革命的后续阶段，依然是葆有饱满的热情。当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北洋集团篡夺共和果实，刺杀辛亥元勋宋教仁，种种倒行逆施激起华侨的极大义愤，遂纷起加入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打击袁世凯。

　　袁世凯运作复辟称帝期间，各地华侨党人情绪愤激，纷纷表示愿意回国讨贼。革命党见人心可用，就有意组织华侨讨袁军回国。中华革命党向东京总部请示报告。东京旋复电，着先行组织训练，相机返国。身在加拿大的革命党人即召集会议，议决组织军事社进行训练。军事总社设在该国中部的问顿城，由胡汉贤任总社长，马超凡任副社长。1915年秋，袁世凯在国内用筹安会“劝进”为皇帝，军事社社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讨袁。总社据情电告中山先生，孙先生复电令速编战斗队，候命回国。社员们多枕戈待旦，或参加决死队，或参加敢死队。随后，经众议，以“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命名，报请党本部同意。一时报名参加者达五百多人。

　　甚至到了抗战初期，大量华侨机工从南洋回国，以其知识、技术、才干，以其汗血精神，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为祖国的民族独立，作出巨大贡献，也可视为辛亥革命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