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六月在乐东县番阳复办的琼崖抗日公学旧址（经修复后拍摄）

    1944年8月1日，《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东江与琼崖抗日根据地。图为该版报纸复印件。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新月初升，映照在刚刚锄去杂草的空地。三五成群的青年或围坐一圈，或执手远望，豪迈的歌声响彻山谷，令山脚下的日寇心悸不安。

　　这是75年前，每晚在琼崖抗日公学的操场上都能见到的场景。那一年，琼崖抗日公学在美合根据地宣告成立，来自海南各地的革命青年抱着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共同志愿，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所革命的大熔炉里，争做救国救民的先锋者。

　　能文能武的他们，以热情与才干极大地丰富了琼崖抗日力量，为海南乃至全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投入革命大熔炉

　　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便肆无忌惮地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继而兴师南下。1939年2月10日凌晨，数千名日军在位于海口西北角的原琼山县天尾港强行登陆，开始了对海南岛长达6年的统治和掠夺。

　　国难当头，中共琼崖特委激流勇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其出版《救亡旬报》宣传抗日主张的影响下，海口市、文昌县等市县也陆续出版了《救亡呼声》、《新琼崖》、《前哨旬报》等报刊，以如山的事实向群众陈述并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与此同时，琼崖特委在海口开设的“大众书报社”，马白山、史中坚等人在昌江县开设的“时代书店”；吴绍荣等人在儋县开设的“大众书店”等一大批文化机构又把宣扬抗日救亡思想的图书与报刊大量发行到群众中去。

　　“打倒东洋，逐汉奸、逐汉奸”的洪亮歌声响彻琼岛。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开展，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深感革命干部之不足，亟需培养一批军事骨干和地方干部指导各地抗战工作。据《琼崖公学史稿（初稿）》记载，就在此时，中央书记处在致广东省委指示电文中对琼崖工作作了明确指示，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广东省委要派出大批革命青年及有能力的干部到琼崖，“把琼崖创办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扩大影响的根据地，创造和培养干部的根据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

　　指示与琼崖特委的意愿不谋而合。因此，1940年夏天，在美合根据地建立后，琼崖特委便第一时间决定创办琼崖抗日公学，由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兼独立总队总队长的冯白驹担任校长，培养抗日骨干以加强对抗日工作的领导。

　　消息一经传开，很多爱国知识分子、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在县一级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如革命先辈吴乾鹏、史丹等，便怀抱满腔热情、不畏艰险，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美合根据地，申请在琼崖抗日公学任教。

　　各县县委和独立总队，也主动将县、区、乡中思想进步的青年干部和部队中的优秀战士保送入学，让他们投身于这所革命的大熔炉里，学做救国救民的先锋者。

　　一九三八年三月，琼崖特委在海口市新兴街创办了“大众书店”

　　披荆斩棘建校舍

　　荆棘丛生，杂草遍地，山蚊、蚂蝗横行。这就是琼崖抗日公学选定的校址所在地——位于澄迈、临高、琼山（六区）交界处的美合地区当年的真实环境。

　　“这荒山野岭，既无良田，也无砖石木料，真的办得起一座学校？”当第一批300多名学员满怀激情来到美合根据地时，几乎都被眼前的场景泼了一桶冷水——这个被称作“荒草田”的地方，确确实实是一块荒草田。别说食堂和宿舍，就是一间教学楼也不见踪影，哪里有个学校的样子？他们没有想到，入学的第一课就是要拿起刀锯、锄头，与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但困难打不倒求知报国之心。原琼崖抗日公学学生刘英豪回忆，300多名师生当即挽起袖子，把害虫、荆棘、荒草比作日寇，举起山刀披荆斩棘。一班人马负责开辟出一块面积30亩左右的场地，另有一班人马负责上山伐木、砍竹、割茅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别具一格”的校园。

　　为什么说它别具一格？原琼崖抗日公学教员罗文洪记得，他到琼崖抗日公学报到时，学校刚刚建成不久。走到校门口，迎面就看到一个用竹排和木杆搭成的大牌楼，上方端端正正地写着“琼崖抗日公学”几个大字。大门两旁还有用竹片编成的“墙”，用石灰水写成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昭示着这座学校的校风。

　　走进教室一看，屋顶是用竹条夹着茅草绑扎而成，桌椅则是用竹枝和木条钉成的；再走进宿舍一看，四面墙壁都是用竹片编织，每一张所谓的“床”不过是两条木块简陋地架在一起。罗文洪不禁感慨：“琼崖抗日公学的师生竟然用勤劳的双手，在这荒山野岭上建成了这样初具规模的学校，令人钦佩！”

　　据他回忆，当年，琼崖抗日公学的教务处根据学员的文化水平，把具有高中水平的青年编入高级班，具有初中毕业水平的青年编入初级班，另外的工农学员则编入工农班，而妇女人数不多被编成一个妇女班。值得一提的是，还有15岁以下的“红小鬼”们被编入了儿童班。

　　为了适应战斗需求，各个班级除了按学校要求设置班主任外，还保留着部队的队长编制。班主任负责政治和学习工作，队长负责军事训练，有战事发生时还要指挥班中的学员战斗。高级班和初级班的学员们用30%的时间进行站岗、放哨、情报传递、救护和支前工作等军事训练，70%的时间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而妇女、儿童、工农等班级的课程则是学习文化课为主，同时学习人民战争和群众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为了适应这样的课程安排，每个班都自主建设了一个小操场，既可以用以军事训练，又可以当作运动场，开饭时还可以作为本班的“食堂”——每到用餐时间，学员们就拿着椰壳碗、竹筷子，有说有笑地去领饭，然后在小操场上蹲着围成一个圆圈用餐。餐食并不丰裕，情况紧张时，每人每餐只能领到一勺盐水粥，掺进一些革命菜。刘英豪笑言：“吃不饱是常有的事，但从没有人说过半句怨言。”

　　供党政军干部学习而编印的《政治大纲》

　　物资匮乏而精神富足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与封锁，美合根据地又处于初建阶段，物资供应非常紧张。比如纸张，除了要供给学校印刷讲义，还要供给抗日新闻社、战斗生活报社印刷抗日宣传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学员们能领取到的纸张是很少的。每个人每个月只要能领到几张又薄又小的学习用纸就如获至宝，得仔细收藏起来留到考试时用，平时的练习和作业只能写在废纸和旧报纸的空白处。当时，也很少有人买得起钢笔，或者说，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这样“奢侈”的文具。刘英豪说，大部分学院甚至教师的文具都要动手自制，比如用木炭或锅底的烟炭磨成粉末加水调制成为“墨水”，再用小竹管削成蘸水笔蘸取书写。

　　《琼崖公学史稿（初稿）》里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来自原琼山县的妇女班学员黄若媛入学不久便染上了当地流行的疾病——疟疾，病发时浑身发冷、高烧不断，日复一日将原本身体健壮的她折磨得面黄肌瘦，最终竟卧床不起。

　　师生们都劝她休学回家养病，可黄若媛始终不愿放弃读书的机会：“党给了我们读书的机会，也交给我们抗日救国的使命，我们怎么能软弱畏难、半途而废？”于是，在班干部王玉春、祝翠连等人的号召下，琼崖抗日公学的师生们轮流分工，有的人为她煮汤熬药，有的人为她换洗衣物，有的人为她补习功课，有的人担负起背着她往来教室与宿舍，确保重要课程的听讲……

　　物质生活虽然极为艰苦，但学员们的精神营养非常丰富。

　　教务处为每个班安排了固定的音乐课，由罗洪文、祝菊芬等教师教授革命歌曲，还开设了列宁室（文化室）作为学员们排练节目和开展文娱活动的场所。每天，当嘹亮的起床号迎来晨曦，琼崖抗日公学里整齐的跑步声、歌唱声就响成一片。这边唱：“肩上背着枪，子弹贯入膛，唱着歌儿前进”；那边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有力的歌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山峦。

　　罗洪文说，每天的劳动学习后，学员们还会三五成群集中高唱《延安颂》、《流亡三部曲》等革命歌曲。周末晚上，学员们有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捡黄金》等流行的街头剧，有时还演出自编自导的反映抗日战争真人真事的情景剧。这些文艺节目不仅装点了学员们的课余生活，也为他们日后的宣传工作打下了基础。

　　据了解，琼崖抗日公学仅仅举办了两期，就因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而停办。然而，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该校为全省各地输送了600多名革命骨干、抗日战士。毕业后的学员有的被分配到前线部队，有的被分配到各县区乡，充实了战斗队伍、夯实了党政机关。

　　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们将所学知识和排演的文艺节目带到了战士和群众中，丰富了战时文化生活，也宣传了抗日救国的最新主张。

　　他们的到来，如同革命的火种散落天涯，渐渐地形成了燎原之势。

　　独立总队战士王大明的学习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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