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国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首次公开提倡白话文，得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的结论。
我手写我口，我笔写我心。一个世纪前的这场白话文运动，于当时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如一场振聋发聩的呐喊，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百年之后回眸，白话文运动的出现，不仅激发了人们自由表达思想的热情，也让后人有了“言文一致”的语言工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平民运动，如激活现代平民教育的一束光，使文化普及和传播的手段变得更加尖利，让更多的平民百姓被普及教育。
《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国文。
白话文运动广开民智
就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同年，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成立“国语研究会”，围绕国语标准音问题引发大范围探讨。
1918年1月《新青年》开始刊发白话文文章，次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进入高潮。据史料记载，一年之内，全国上下白话文报至少出了400多种。
至1920年，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文体，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至此，白话文确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
教育兴，则国运盛。这一时期，在海南各地也掀起一股办学热潮，在校内大力提倡和推广白话文。
记者翻阅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王文明传》一书中发现这样一个细节：1921年左右，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被当时琼东县（今琼海嘉积）民选县长王大鹏任命为双庙小学校长，其与乡间一位老者有着这样一段对话——
老者：“《四书》《五经》，古来国学，先生却教白话文，岂不愧对先贤？”王文明：“只有广开民智，才能让中华文化大放光彩，老先生理当释怀。”王文明见老者还在嘀嘀咕语，当即从学生作文本堆中抽出一本学生卢茂焕写的作文：“我家住在乐会县的博鳌，家里兄弟姐妹八人，光靠父亲捕鱼过日子，生活很穷。家里能送我来读书，实在不易，我要分外珍惜这个机会……”老者读完，不禁连连称赞文章“文辞通达、文辞通达。校长果然高才，果是高才。”
从此番对话不难窥见，白话文推广在当时已成风向，其日后对当时推行平民教育之动力不可估量。
“白话文运动，其落脚点是使思想文化教育更接近大众，最大的特点是一场平民运动。”海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兴吉表示，蕴藏在白话文运动背后的最大目的是，为现代中国寻找和确立一种国语，一种适合普及的国民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语言工具。
《海南岛漫游记》内页。
白话文教材明白晓畅
白话文运动推广前，私塾学童们学习的教科书大多为“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白话文教材推行后，对普及平民教育意义重大。一些上不起私塾的普通百姓的孩子，也能低门槛开始学习白话文。”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教授曾庆江表示。
曾庆江认为，白话文的“白”，首先指的是明白晓畅。用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教育通用的语言工具，就是采用了人人都能听、能读、能写的白话作为国语，也消弭了精英贵族与平民阶层在语言上的区别，这样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才是真正平等的教育。
记者翻看由商务印书馆在白话文运动前后出版的小学教材《共和国教科书》，仍能感受到薄纸背后力透的扑面而来的全新气象。
其开篇处的“编辑大意”写道：“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这种教育的精神气质在白话文运动之后一脉相承。
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图的白话文语言教材《开明国语课本》，一张张的通俗易懂的插画、一句句的明白晓畅的白话，兼顾识字释义，由易入难。教材中，一句“九月开学，先生，早！小朋友，早。”让人回味旧时温暖，稚趣盎然。
张兴吉教授还向记者展示，其珍藏的、同一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五年级小学生课本《海南岛漫游记》，课本以童话故事的方式，给孩子们娓娓讲述《风伯伯带来了新的消息》《海南女郎的家和飞马》《游了苏东坡的祠堂》《定安的咖啡和文昌的肥鸡》等具有海南风情的故事。
“嘭嘭嘭！”“谁呀？”小丁丁在床上睡觉，小丁丁的眼睛很模糊，小丁丁跳下了床，去开了房门……”这是开篇《风伯伯带来了新的消息》中的白话表述。
文史学者、著名作家伍立杨认为，《海南岛漫游记》已完全是新文学的白话文表述的形式。即语言上口头与纸上所写的完全一致。相对于以前的三字经百家姓等，是一种文体的全然革新。“全然的白话文，对于小学生而言，带来一种更容易为其幼小的心灵所接受的特点。”
《海南岛漫游记》对海南学生有很强的针对性，可见民国时期教材的先进性。”海口实验中学副校长翁文津说，白话文教材对当今教育有一定启发意义。
海南掀起平民教育
白话文运动后，以识字教育为切入点，各方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在海南，海南中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节点。
1923年，钟衍林创办了琼崖历史上第一所在教育部立案的私立中学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琼”指丘濬（号琼山先生），“海”指海瑞，琼海中学选取海南历史上两位杰出先贤的“号”“姓”作为校名。
陈多余著写的《钟衍林传略》记载：学校创办的第一学期，经费不足，全体教职员工，仅有一名报时（打钟）的工友每月领薪金大洋10元外，全体教职员，包括校长在内，都不领薪金，实行义务施教。
“这种教育之精神，教育之情怀，至今让后人、师者为之感动！”海南中学校长马向阳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钟衍林先生提出教育救国、科学建国、生产建设的理论，其实是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的传承。
钟衍林还提出：“今后本校致力之方针，自当仍本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造成科学化、平民化的教育环境，去促成尚未完成之各种教育建设，以实现本校之教育思想。”
当时，由于白话文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海南方言比较复杂，白话文的推广在海南有一定难度。“考虑到海南学生多以讲海南话为主，钟衍林先生在教学方式上倡导，教师在讲课时用国语教授，但对初入新生仍用国语读，海南话讲解，使新生更容易理解。”
在课程设置上，琼海中学完全采取教育部颁发的新课程标准及按照教育厅颁发的教学纲要，分别规定各学科的教育目标，从海南的实际出发，添设了农、工、商科。
一份来自1933年12月对琼海中学学生的家庭职业调查显示：学生家庭中从商者占59%，从农者占28%，从工者占5%，从教者占5%，从政者占2%，从医者0.4%，从军者占0.6%。
“可以看出，在琼海中学，更多的还是来自平民百姓家。推行平民化教育，是钟衍林先生一直坚持的方向。”马向阳表示。
据史料记载，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后，琼崖学校数和学生数迅速增加。到民国14年（1925年），琼崖有小学2917所，学生113409人。
伍立杨认为，由于白话文易于普及的特性，使得大面积的渗透有了可能性，这也是白话文运动对推行平民教育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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